大宋，其实不是一个勤奋的时代，懒惰和享乐似乎占据着主流，从朝堂诸公，到贩夫走卒，都有一种悠闲的追求。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雇主和雇工的冲突，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看着多部门督查河北道工匠出逃事件的奏报，赵曦也脑子发毛。

北辽的逃民好处理，无非是延长奴仆时间，或者说继续那些逃民被奴役的身份。这无所谓，所有人都赞同，就是赵曦也接受。

可大宋的百姓呢？如何处理？虽然在本质上因为出逃造成了河北道，乃至整个国朝的紧张，甚至还涉及到了与北辽的关系。

本意上，这些雇工也仅仅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在表达自己的诉求······想法是借机，却踩错了点。

“饱暖生贪欲！”

章惇的断语对，也不对。看从哪个角度来解读。

站在作坊主的立场上，工坊给百姓了就业机会，有了出土地以外的其他收入，使那些雇工的生活得以改善。从这点上评价，确实这些雇工不知好歹。

站在雇工的角度，从开始解决温饱，改善生活的目的得到解决后，就觉得自己的劳作繁重了，也就有了其他的想法。

赵曦的立场，应该是最纠结的。

从阶层来说，赵曦也应该是站在牧民的角度，但是从职责而言，君王反倒是这个时代唯一考虑百姓的角色。

后世形成的三观，也让赵曦无法完全的站在士大夫阶层去考虑问题，偏偏理智告诉赵曦，他不能撇开士大夫阶层······这是现实。

“从事实上看，河北道的作坊也确实有些过分了······”

王安石是一个从来不曾丢掉本心的官员。

“恐怕此类事件不止是河北道有，国朝的其他州府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无非是河北道因为与北辽接壤，又有了这次工匠出逃的事件，工匠被蛊惑，从而暴露了而已。”

这方面吕惠卿有判断。从市易这边各州府易货情况，他大体能看出来是创新了工艺，还是继续着原本从工坊城扑买的工艺。

不同的工坊，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出货量和交易量，就能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同样的一种产品，在雇工人数和规模相差不大的情况，出货量的多寡，能说明作坊在创新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