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儒术”。

正因蓟王行事，从未离经叛道。故才有今日之盛。

君可不尊荀卿，然不可不遵孔孟。

最大程度，助蓟国站稳道义高地。

之所以，蓟国诸多新政，看似惊世骇俗。然天下大儒，皆处变不惊非是蓟王一意孤行，只因荀子先前不为人所用也。

谓“根深本固”。蓟王尊荀子，为立国之本。王道治国，无可指摘。

积重难返，又不死社稷，唯变法图强。

然自先秦以来，历代变法者，少有善终。变法革新，必遭既得利者，誓死抵抗。即便有王权护佑，保得一时。待先王驾崩，变法者骤失依靠，常祸及满门，难保一世。

少时，恩师谆谆善诱，豪门、寒门，皆是百姓。便是要蓟王行事，面面俱到，兼顾各方。亦是要蓟王，善保千金之躯。毋轻易与人结仇。

变法图强革旧弊，除顽疾、清阻力。为除种种弊端，所耗费人力、物力，付出社会撕裂、新旧对立等，代价总和，后世唤做“切换成本”。

试想，蓟王以荀子为立国之本。独尊儒术，王道治国。庖丁解牛，顺势而为。真可谓，无级变速。一脚油门，风驰电掣，纵享丝滑。

又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试想，若蓟王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将后世治国之策，悉数照搬照抄。不管国情民生，时代风貌。一味强推，其阻力可想而知。

故孙子曰“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一言蔽之。荀子，便是蓟王治国，上善之选。

与时代契合，又极具前瞻。

甚至，蓟王窃以为。荀子乃首开，唯物论之先河。

诚然。无论何种理论，必有其时代局限。如何实施，当因地制宜，不可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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