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它们也是所有灾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瘟疫无形、蝗灾不定，却大多因旱涝而起，消除了旱涝灾害，瘟疫和蝗灾就可以减少很多；

而旱涝灾害，无非就是降水的问题。虽然人们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布区域，但是可以通过兴修水利来调节降水的分布不均匀。

暴雨骤降、海潮泛滥，可以用堤坝防堵；久旱无雨，可以泄出之前蓄积的水源。

朱榔要求在中央机构中，工部下设都水司，主导全国的水利工作，并将其分为“转漕”和“灌田”两大类。并明确了闸坝、堰圩等水利设施，实现涝时蓄水、旱时泄水。

并且全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还需要派出国子监的学生，到全国各地督修水利设施，可谓是“学以致用”，在实践中培养水利人才。

其二，未雨绸缪，备不时之需。

“闲了置，忙了用”，老百姓都知道紧要的物资需要提前准备好，更何况国家的荒政。

灾害发生后，最需要的物资就是粮食，明代通过“预备仓”制度来储备粮食，实施备灾。

预备仓由户部主管。预备仓的具体设置由地方州县官员负责，每个州县设置东南西北四个预备仓，选拔当地年长可靠的民众管理。

预备仓中的粮食有多种来源，一是鼓励富足的民众捐献粮食，并给予“义民”称号、官位等奖励；二是直接贮存官粮，或以官田地租、税契、官银等为代价收购粮食；三是没收赃款，将罪犯的家产充公。

如果有人敢贪污预备仓中的米粮，朱榔的要求是诛九族，这个诛九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认为有些太严厉了，不过，朱榔却力排众议，就是要诛杀九族，一族都不能少，谁敢动就杀谁。

跟着朱榔要提出外仓，所谓的外仓就是吕宋，安南，占城等海外国家，朱榔要求在洪武二十年之前，要将这些在明朝周围的小国家全部收服，让他们成为大明的外仓，如果大明的灾害过于严重，预备仓失效，那么就直接启动外仓。

第三是驿传在洪武年间，灾情上报并没有时限，一方面是由于明初各地都有驻军且备灾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赈灾。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不敢不报，一旦瞒报灾情，地方的耆宿有权直接向朱元璋连名上诉，瞒报的官员直接处死。

到了弘治年间，政令没有洪武时期通达，为了不延误救灾，要求夏灾不得迟于五月、秋灾不得迟于九月上报。如果灾情存在上报不及时或有隐瞒、夸大、徇情等行为，由户部追究其责任。

那么如何判断地方上报的灾情是否准确呢，明朝还有专门的“勘灾”制度。

实际上灾情的上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则是向中央申请支援救灾，另外一个目的在于减税、赈贷等灾后重建工作。中央需要根据实际灾情来奏请皇帝，是否减轻赋税、减轻多少赋税、多少资金，这些都是关系国家财政的大事。

所以必须通过勘灾，实地考察灾情影响的范围，造册记录受灾家庭的姓名、田地、顷亩、税粮数目，并说明实际灾害损失。

这项工作起初是由地方州府官员负责，材料上报后再由户部派人复查。到了明朝中晚期，巡抚、巡按御史、地方按察司等逐渐参与其中。从这种多方协同监管的方式可以看出，明朝中晚期的行政机构叠加冗余、效率低下，而且贪腐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中央无法信任单独一方的监察。

所以朱榔建议，由锦衣卫直接勘灾必须要快，狠，准将灾情情况记录在案，跟着发回朝堂，可以让朝堂有迅速的反应时间，不至于让百姓流离失所。

并且朱榔提出古老的官方“贷款”“赈贷”。

如同当今的助学贷款、农业贷款一样，由官方出面救济性的“贷款”。

老百姓虽然脱离了险情，也免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