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司马光是何人，定有深意。

凝思片刻，朱厚熜灵机一动，迟疑道“同为元祐党人的吕公著曾言孔子上圣，子路犹谓之迂。孟轲大贤，时人亦谓之迂阔。况司马温公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

语落，凉亭内余珊与袁宗皋，俱是摇头轻笑起来。

“虑事深远，近乎于迂。吕公此言虽是为避尊者讳，实则有阿谀之嫌也。”

余珊笑罢，摇头道。

待得飞轩之内笑声渐息，袁宗皋一拂长袖，道“世子能言司马温公虑事深远，近乎于迂，便足够了。

濮议之争，分作两派。

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朝臣，认为英宗当称其生父，为皇伯考（伯父）；而以韩琦为首的宰执们认为，顺应人之本性，理应称濮王为皇考（父亲）。

老夫且先说，以司马温公为首的两制官员。

早在濮议之前，司马温公曾于嘉祐八年，上疏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

故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而为其父母齐衰不杖期。盖以特重于大宗，则宜降其小宗也。所以专志于所奉，而不敢顾私亲也。

此言之意，乃是宋英宗为仁宗继子。以小宗之子的身份，入继大宗之后，地位自当尊于小宗。故而在丧服之制上，对其本身父母，只齐衰（守丧）一年。

籍此来告诫英宗，休要以私情，而做损礼之事。

司马温公之意，认为关乎正朝法统传续之大事上，血缘亲情应落于宗法礼制之后也。

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以天性、人情为本，认为英宗可追崇其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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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司马温公之迂不同，忠献公（韩琦，谥号忠献）则言伏以出于天性之谓亲，缘于人情之谓礼。虽以义而制事，当因时适宜，而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也。

文忠公（欧阳修，谥号文忠）亦有言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有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未曾有干乱京师昭穆也。”

听到此处，朱厚熜已经心下了然。

他晓得，昭穆之制，乃是古之传序至今的宗法制度。

宗庙中神主的排列次序，始祖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左为昭，右为穆。

转念，又忖道以司马光的性情，定然不会是曹后之羽翼。

然则在朱厚熜眼里，以司马光为首的两制官员，或是泥古不化、皓首穷经，不敢稍越礼仪藩篱的腐儒；或是别有用心，甘为曹后手中之刃的居心叵测之徒。

而如韩琦、欧阳修等宰执，则是变通务实。

忠献公那句“亲必主于恩，礼不忘其本”，可谓是神来之笔。

文忠公更是直言，英宗追崇濮王，不过是出于天性而称亲、立庙罢了，绝无扰乱昭穆宗法之意。

想到此处，朱厚熜不禁感叹濮议之争里，如韩琦、欧阳修这般名相，用事之间，比之张璁等人，高明堂皇，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单单是礼仪之辩的立意，与大礼仪之争，便是云泥之别也。

飞轩凉亭角落

黄锦垂眉敛目，躬身听着亭中对谈。

眼角余光恰见朱厚熜眉宇紧蹙，恍然间，他对于自家世子爷的心思，已然是洞若观火了。

若他记得没错，昔日他给世子爷读智脑《明史》时，曾有幸目睹“大礼议之辩”。

这所谓大礼议，与如今所论的濮议之争，何其相似？

譬如杨廷和等护礼派，不正如司马温公？

只是如司马温公这般温良恭谦的大贤，私心是没有。而如杨阁老这般，以护礼为名，所图却未必如司马温般单纯吧？

心底暗暗冷笑一声。

黄锦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