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之仲秋，没有秋高气爽的凉意，仍旧残留几分暑气。

兴府内官蜂拥而入，将茶盘、檀香炉子、瓜果，尽数搬到了中正斋外的凉亭里，便纷纷退了出去。

只留袁宗皋、余珊、朱厚熜、黄锦四人，于凉亭飞轩之内。

正所谓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余珊与袁宗皋并肩立在凉亭依栏之前、飞檐铜兽之下。

秋风卷动兽口中的小铃。

萧瑟之音，漫卷开来。

斜刺里，朱厚熜在弄弄秋意里，不禁陷入沉凝之中。

何为濮议之争？

却说，赵宋时，宋仁宗无子嗣，英宗以旁支的身份，入继大统。

当是时，英宗生父为濮安懿王。

治平二年，英宗把已故濮王的名分问题，交给礼官和侍制以上的朝臣去讨论，从此拉开了濮议之争的序幕。

按照儒家礼制，帝王由旁支入继大统，就应该以先皇为父，而不能再称本生父母，为父母。但是，血浓于水，在位于九五之尊之后，首先想到的乃是加封自己的父母。

是以，封号之争在所难免。

受儒家思想影响，赵宋群臣，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

一派主张英宗应称濮王为皇伯，“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而另一派主张英宗应该称濮王为皇考，“出继之子，对所继所生皆称父母。”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庭论英宗生父的名分。

当时仁宗逝世已有十四个月，英宗用缓兵之谋，等过了仁宗大祥，也就是待到满二十四个月再议，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

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

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八个月个月的论战，这就是赵宋史上有名的“濮议”之争。

昔年，随袁先生读到“濮议之争”时，朱厚熜便觉的颇有几分不可思议。

前朝赵宋，于外，北有契丹人虎视眈眈，西有党项人伺机而动；于内，朋党之争不绝，“三冗”缠身，可谓是内忧外患。

值此内忧外患之局势，满朝朱紫，居庙堂之高远，却因这所谓的“濮议”，一争便是近乎两年之久，何其可笑。

又何其可悲？

然而自得智脑之后，待他知晓了“大礼议之争”时，满心的不可思议之外，更多了几分无名怒意！

朱家江山，要亡于百五十年后，而上至皇帝，下至群臣，却因所谓“大礼议”，一争便是三年，何其荒唐！

凉亭里，一番寒暄过后，余珊端坐石椅，背脊挺的笔直，眉目之间一丝不苟，眼眸里却有几分探究之意。

“听闻世子与仲德兄，欲臧否赵宋濮议之争，却不知世子从濮议之论里，可有所得？”

此时，朱厚熜正是愤懑盈胸，听闻竹城先生之问，浓眉一轩，道“不怕先生笑话，我在濮议之争里，只看到了荒唐二字。”

清癯的脸上浮露出一抹笑意，余珊与袁宗皋二人悠然自得，推杯换盏，旋即目光齐齐落在朱厚熜身上，笑道。

“哦？且说来听听。”

朱厚熜当即拱手，凝眉开言道“北宋立国伊始，于外，幽蓟十六州落于契丹人之手，北方屏障顿失，边患不绝。宋仁宗时期，宝元元年，河西走廊的党项人李元昊，称帝立国，至此可谓是边防尽怀。

于内，朋党之争不绝，冗兵冗员冗费，所谓三冗，困扰满朝朱紫而不能决。值此内忧外患之际，这濮议之争，却旷日持久，争了近两年。损耗国力，而徒劳无功，岂不是荒唐。”

言罢，朱厚熜目光灼灼，直视余珊，心中却不免多了几分忐忑，更添许多期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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