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这般现实的情况,刘旸最终选择了妥协,也是不得已之下的选择。也正是触及到了一些更为根本的问题,刘旸才决定及时刹车,作为一个正儿八经的君主专制帝国,有些问题,尤其在土地问题上,只能改良,而不能改革,因为改革必死,必乱。
也正因如此,作为世祖皇帝的第一继承人,刘旸对他老人家开拓策略的理解,才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理解。
尤其是经历过“川蜀之乱”后,对所谓的“泄洪所”,才有了一丝豁然开朗般的明悟。
显而易见的是,新税制下的大汉帝国,也面临着全新的挑战与矛盾。在这样的环境下,统治阶级要么完成一场自我进化,进一步强化对帝国、对黔首下民的控制,要么就只能在不断地捂盖子、压矛盾的过程中筋疲力竭,直到帝国尽头,而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的,仍然只可能是改良。
而就当下的雍熙王朝而言,能够做的,也致力于做的,还是调和阶级矛盾,这也是刘旸正在进行的“新政”的本质。
至于税改,平心而论,到此时的程度,不管是朝廷权威所及,还是官吏能力所限,亦或是既得利益者的忍受,导游到达一种极限平衡,再不依不饶,对所有人都不好。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风向已经逐渐改了,这种变化身处局中的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并自上而下,层层传递下去。由此,大汉帝国从中央到地方,方才恢复了明面上的风平浪静。
然而,真的能静下吗?
妥协后刘旸与大汉朝廷,并非没有退后半步,相反,在“调和路线”越走越远,越走越坚定,法制的口号每月每日都在喊,雍熙四年春闱录取的明法科进士人数破天荒地达到了78人,对于不法勋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更是坚决如初。
这是真正被刘旸视为“执政方针”的东西,也是人治体制下,维护体制、巩固统治的做法,历朝历代,但凡能做到刘旸这样的程度,距离所谓盛世也就不远了。
因此,在刘旸登基后的第四个年头,大汉帝国整体上开始呈现出一种政治清明、军事强大、文化繁荣、经济活跃、社会矛盾缓解的状态,帝国开始在他的统治下迈向下一个巅峰。
但是,该有的问题,它依旧存在,哪怕朝廷压制得比较厉害,并且,时不时地还能来一个“惊喜”。
比如呈收敛姿态的权贵与地主们,他们当真老实了吗?事实上,在朝廷监管不及的地方,一切都是照旧的,朝廷的每一项规定,每个制度,都有避让的余地,他们也擅长钻空子。
法制的时代,都有无数的漏洞可钻,何况人治的时代,有太多人能堂而皇之地逾越乃至践踏所谓的法律制度了。
只不过,刘旸领导的朝廷,如今正在全力打击这些行为,于是,他们也顺势做出改变,从此前的明目张胆,变成了暗中行事。
被逮住了,结局固然不好,但只要不被逮到,不就行了?有钱,有权,就能带来足够的安全。
这又是朝廷与剥削阶级之间一场马拉松式的角力,本质上还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自我调节,只不过,结果可能不那么让人乐观,最终的胜利者,大概率不会是朝廷。
就一个问题,作为皇帝的刘旸,又能统治大汉帝国多久?
并且,有些人根本没有等那么久的意思,就在今岁夏,给皇帝刘旸出了一个难题。
有人往三法司各投了一份举报信,皇城前的铜匦也没放过,内容是吴国公刘晖府上,隐匿土地,强占民田,以高利贷奴役下民,同时有欺男霸女、杀人害命之举,市井之间也迅速流传开这些内容。
一时之间,洛阳从朝廷到坊间,非议不断,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垂拱殿。
舆论堆积到这等程度,对此事,刘旸除了下诏彻查,其他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