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妥协的一致。

但对于大汉的政治经济而言，却意义重大，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年的改革推进，终于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有了决定性的成果，从此以后，朝廷可以根据这些田亩籍册进行收税。

也意味着由改革带来的税制、治安上的混乱，经济、民生上的负面影响，都将逐步消散，这是大汉走向一个盛世雍熙的重要政治经济基础

甚至于，可以这么说，大汉以“统归地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个初步成功。

这是很多大臣在给刘旸的奏章中表明的东西，并以此夸耀刘旸的卓越政绩，不堕先帝之志，延续开宝盛世。似乎，从雍熙四年开始，大伙儿又可以安心享受清平盛世了，因此，皇帝你也就不要再和世祖一样折腾了

只不过，在这些赞誉背后，权贵们究竟存着什么心思，刘旸也不是毫无察觉。

至少，大汉的税制改革，当真成功了吗？这一点，在刘旸心中仍旧打了个问号。

就拿中枢对地方财税的收取来说吧，至少形式上，同样是扣除地方留税之后，再上缴。只不过，比起“量入为出”的两税法，朝廷有了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依据：土地，且在土地状况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能够保持一个稳固的收入。

如此，对于财政司而言，自是省了很大的事，毕竟做财政预算这种东西，不可控的因素实在太大了，而朝廷对于帝国的管理也不可能做得那么细致。一切围绕着田亩籍册来展开，似乎起到了一个“旱涝保收”的效果。

然而，朝廷每年的支出却不是固定的，只要这份不确定性还存在，就永远不可能高枕无忧，财政司还得应时调整，一劳永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

新税制下，朝廷根据田亩数目从诸道收取固定税收，地方道司再从下属州府县邑收取赋税，如此层次分明，但有一个极其明显的问题，那就是目前的田地确权，籍册数目，那数据当真是真实准确的吗？

不言而喻，这本质上只是税改到一定地步后，经过无数次纠缠碰撞之后，中央与地方达成的一种妥协。

也就是说，不管是道司也好，还是下属州府县乡也好，似乎都只需上缴固定税额即可，那么基于田册的固定税额之外呢？

还有，田亩确权造册之后，是否就一成不变了？土地交易后造成各家土地数目变化，从而产生的税费差距，这个如何把控，中枢其能监察得这般细致？

水田便旱田，旱田变水田；富田过渡利用后肥力下降变成中下田；田地种植不同作物，税收上是否应该有所差别，如果有，是否会影响基础粮食作物产出

总之，围绕着土地，能产生无数的疑问甚至是矛盾，而这些都不是中枢朝廷真正能够把握的。

这些问题，最终只能放给地方政府，而一旦放任，那么以封建官僚根深蒂固的秉性，那么旧的问题，新的矛盾，一起涌出来，是大概率的事情。

因此，那些始终排斥税改，希望恢复旧制的臣子，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毫无道理，也并非全然基于私利而提出反对意见。

毕竟，依着从前，按人头派税赋，每一人，每一户，照章纳税，岂不比复杂的地税简单省便？

说到底，大汉的税改，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将纳税依据从人头变成了土地，这其中是有突破性改变的。

这是世祖皇帝基于实现一个“相对公平”而进行的改革创新，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作为实际执行者新一代君臣，却逐渐发现，这条路实在太难走了。

在新税制下，对于朝廷的监督能力，对官员的治政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实事求是地说，绝大部分的官吏，都不具备处理复杂税收导致的复杂民生、政治、经济问题。

面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