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僧巨，落杯言道“谢王上，下邳释我徒众。”下邳之战，严佛调孤身入城，将佛门弟子，悉数引去。免遭刀兵之祸。

“康师无须多礼。”蓟王笑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佛云‘作百浮屠祠。不如活一人。活十方天下人。不如守意一日。人得好意，其福难量。’”康僧巨闻此言，亦不由动容“王上，果有慧根。”

佛语，出《佛说骂意经》，正是安世高所译。康僧巨言下之意，蓟王与佛有缘。

蓟王答曰“佛渡有缘人。”言下之意，信则有，不信则无。

蓟王有此慧根，康僧巨实无言以对。

“康师所为何来？”蓟王先问。

“乃为江东国师，笮融而来。”康僧巨答曰。

“闻，合肥侯南下，得笮融相助，方能窃据江东。二人指天为誓，立江东佛国。”蓟王笑问“笮融，与佛有缘乎？”

康僧巨答曰“笮融虽明浴佛会，恐暗行太平道故事。假佛之名，行谋逆之实。非我辈为之。”

“康师果有远见。”刘备慨叹。果然佛门弟子，少有谋反。所谓揠苗助长，杀鸡取卵。佛教之于时下，尚未能成气候。别说佛道相争。汉人出家为僧者，凤毛麟角。论根基，不过空中楼阁，无根浮萍。若此时，被有心人利用。假佛之名，裹挟造反。如我蓟王，必雷霆除之，永绝后患。笮融所行，于佛门有百害而无一利。

一言蔽之。时机不对。时下，尚是佛门渗透，传播阶段。论信众及影响力，远不及黄老。太平道揭竿而反，播乱八州，尚不能胜。单凭笮融一己之力，不啻以卵击石。

自佛教传入中夏。佛道之争，屡见端倪。

至南北朝，多次出现，对论佛、道二教先后。争辩之下，互揭弊端。时人方知，佛、道，皆非清净，道观、寺庙，妖气弥漫。乃至国中半数人口，皆是僧、道，不输课税“缁衣（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于是，北周愤而灭佛道“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隋唐二朝，僧、道纷争不断。唐太宗专发《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定“道先佛后”。

唐武宗，纳道士赵归真之言，“会昌灭佛”，除密宗、景教、祆教“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私造寺庙，称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佛门称“会昌法难”。

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待元宪宗八年（1258年），忽必烈亲临，佛道大辩。参辩僧道，计有五百余人。元人本就信奉藏密佛教，可想而知，道家大败。道士十七人，被勒令削发为僧，除老子《道德经》外，余下道家书籍，如《老子化胡经》等，悉被焚毁。

足见佛道之争，历代在所难免。

只因，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寺庙往往享有税赋、田地、蓄奴、蓄婢等，诸多特权。更假佛之名，大肆募捐。有虔诚信众，举家礼佛，将数代所累万贯家财，悉数捐献寺庙之“善行”，比比皆是。乃至天下财富，皆向佛寺汇聚。会昌灭佛时，“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足见佛产之盛。

且，僧侣不事生产，不服劳役，还隐匿人口，豢养大量仆役、女婢。可想而知，在人口等同于生产力的封建时代。此举，必引统治阶级敌视。更有甚者，僧侣来源庞杂，颇有恶徒，不守戒律清规，霸占田产，鱼肉百姓，乃至民怨沸腾。佛史所谓“三武一宗之厄（注1）”，皆是此因。

一切纷争之起源，便在汉末。

康僧巨，佛法高深，称“慧学”。如何能窥不破时局之危。佛门孱弱，不宜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