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朝廷眼中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安排的是“最可靠”的勋贵子弟担任正副都指挥使直接管着。欧阳珣管军马时是以太尉身份负责指导，对重要人事没决定权，不象高俅当三衙太尉同时直接担任最重要的殿前司都指挥使。

马军都虞侯这样的小官如今也在皇帝和朝中大佬的视线中，并且够分量。皇帝和大佬们知道是谁，是个什么人。

京城高级军官众多，但能打的却寥寥。真有实战经验和本事的基本都在西军或北军边关，如今自然抽不来了。

辛从忠、邓宗弼，张应雷，陶震霆，四将是京军难得武艺高又擅长治军打仗的佼佼者，而且正当三十多岁能打之年。

飘在天上不接地气的赵佶也心里清楚朝廷如今太缺少能顶用的将领。

所以，在国难后的裁撤州府及军队大变动中，显得格外忠勇有能的四将就从地方上的小小都监调到中央了，在朝臣心中的分量都不轻。

同一时期调进京的还有造反受招安的典型榜样，那十位节度使中的八位。

这且不提。

这些从地方上调入京的实干将才，被意识到乱世来临而不得不重视起武夫，想沾上军权势力的各方势力争相示好拉拢。四将也算得到合理重用。

张应雷在侍卫亲军步军司，陶震霆在三衙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殿前司。二人都是都虞侯。

邓宗弼是京城水军三部之一的三个都指挥使之一，手下有一万水军，是四将中目前级别最高的。

水军不在殿前司，也不在侍卫亲军步军司，有单独编制却隶属高俅领导，可见赵佶对高俅不满却仍是最宠信高俅。宋王朝的皇帝，包括南宋，对本事大品行好的人总抱着疑虑态度，不敢信任放手重用，这个不分文武。宋王朝优渥宠爱士大夫，却不意味着皇帝就信任士大夫。篡位窃取来的政权让宋皇总有种防范别人也玩这一手的心病。另外，宋国是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士大夫们总和皇帝争权夺利，这也使得皇帝总猜忌士大夫。宋王朝的宰相是换得最频繁的，干得再好，年甚至三两年就得下去，这就是证明。蔡京是个特例。但皇帝们对高俅之类的奸臣伪君子却是疼爱信任放纵有加。

对有德有能有国家大抱负的人才，不得重用，不敢放手大用，无能或缺德的小人反而如鱼得水，活得极其滋润只宋王朝的这种用人心态和风气其实就早已注定了其奇耻的结局。它从根子上就缺乏大国应有的气度和成为强国的素质。

朝廷的这次用兵也同样是各方势力权衡苟且一致后的结果。

水军出征是攻水泊必须的，也是代表了高俅的功劳和利益，背后是赵佶父子皇权的利益。辛从忠为主将，马军出征，代表的是朝廷的利益，当然也代表皇权的利益。梁山周围官兵参战，代表的就是朝中各大势力派的切身利益。

如此用兵也侧面反应了朝廷对梁山势力轻蔑却同时又深为忌惮的矛盾复杂心态。

轻蔑是认为梁山军事力量应该很有限，梁山人敢嚣张怼朝廷，主要凭借的是浩瀚水泊这道天然屏障。忌惮，自然是长久以来知沧赵之能，终于要直接和沧赵较量，很亢奋，收拾梁山有信心，却难免心有难以克服的畏惧。毕竟，朝廷已经见识过了赵老二的胆识能耐，意识到这个从前轻蔑不屑在意的沧赵家纨绔少年也不是好惹的，某些方面怕是比赵廉更厉害。

那是头以前被疏忽了的恶虎，年少却已长大。要收拾这个小家伙未必多难，却也万不可大意轻敌，再遭遇意外惨败。

朝廷怎么想的，领命出征的辛从忠不知道。

他没资格上朝，并不真了解朝廷那些事，仅仅是唐恪传达了朝廷旨意，私下交待了他一番朝廷承诺，若是能征剿成功，兵马损失多少都不要紧，只要能把梁山的牲畜财富大量活弄到手，别让梁山人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