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对，不能全杀了。得留着威胁小又能干活的当苦力为老子耕地种田纺织这的人口太少了。能喘气的就是宝啊。

有了当地军队支持，以文官为主体的卖国贼轻易被突袭掉了

查抄到的战马归还了驻军，并且还从内地送来了朝廷不要的战马，把西边军的战马数量从总共两千左右一下子增加到八千。主力辛兴宗部配备四千匹另外也把查抄的钱粮田地房产等奖赏边军，边军随安，再不是后娘养的了，从将到兵的守边信心大增。

山西内地则和江淮那差不多样式强推了改制和整军，

只是收马和改制大体是由边远向内地进行，结合重地重点突破。

有意思的是，在民风强悍原本应该更难搞的山西，改制杀的官反而比江南少了不少。

北方没南方富裕开放且文化昌盛所共同形成的一股子自大娇纵风气。在山西当官的不象在江南当官的受风气感染的有了轻狂任性对抗朝廷的胆量脾气

河北西路。

河北西路在移民狂潮前的行政区划是府四真定，中山，信德，庆源。州九相，浚，怀，卫，洺，深，磁，祁，保。军六天威，北平，安肃，永宁，广信，顺安。县六十五。灾后，当地人叛逃加迁移到离辽国入侵危害远的河南山东甚至干脆跑去了江南或沿海定居，又没有外来人口愿意补充在危险地区，当地人口暴减，朝廷大力裁并州府，西路行政区划调整变成了北边关的一府真定府；两军中山军、广武军。内部三州赵州、刑州、磁州。

其它的军府州，要么改名或废除了，要么划出去了。比如相州就划归河南了。

两军地是事实上的纯粹军区，那只有边军与相关的屯田军，其余都成了荒野无人区。

真定府也只府城周围与南部有居民，不算屯田军，凑合个镇的百姓而已，却仍然设为府治，是设此为河北西路军的总指挥驻地，就象东路的河间府一样，方便战时统一指挥西路各部驻军抵抗辽军入侵，同时负责协调和供应边关钱粮物资，需要有成套的官府机构，此时的知府正是从梁山泊那“发配”边关的那位原济州府知府李崇文，实际是权力大多了，和宿太尉能并列，显然，朝廷仍然很信重他，所谓发配边关，只是为当时糊弄安抚赵廉别一怒造反。

只是这是凶险边关，不是能悠然当官老爷享福的内地，李知府不愿意当这担惊吃苦官，却又调不走，心中怀怨。

广武军知州是原河东宣抚使范讷。中山军知州正是梁山泊那发配来的原濮州知州韩忠仁。

此次改制，这三位的治军权却不会动，就象东路的宗泽、张叔夜、刘韐三人一样。

宋王朝害怕军队、武将造反篡位的病根是骨子里的，不可能真的废除重文贱武立国国策。

对内地搞文武分治以拉拢军心也就罢了。象边关这样的致命处以及边军的强悍桀骜不驯，军队是不可能由宦官监督着任由武将按自己的心思治军的，必须由文官直接控制着，这样，朝廷就不担心军队造反或叛投辽国很可笑的逻辑。

看看历史，有智有威权领导叛变投敌这事，文官才是最多的。

嘴上天天强调着儒家那些忠贞啊气节啊教条的人，并不意味着真的更忠诚可靠。宋统治者却真信了自己编造的谎言。

同时，河北东路的冀州棣州以及山东北部也在迅猛收马和改制，都算比较顺利，全国都没出现大的政治波动。这主要归功于优先有效拉拢整顿安抚好了军队。

如此顺利，还有个可笑的重大甚至是最根本原因是，地方上包括和东路相邻的河北西路都不知沧北事变，都还以为是赵廉主张的收马改制，否则朝廷哪来的底气敢这么搞没人敢对抗沧北军虎威，也就没人敢造反什么的对抗改制整军。

裁撤的军中祸害一批批在寒风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