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武官多分些，制造矛盾，变相瓦解武官抱团。多得了好处的武官也不怕无形得罪了上官，因为宦官掌军法，上官即便有不满从此也不方便教训他们。何况，他们有本事，投靠了宦官团，升官是指日可待的提刑衙门的人，包括执法军自然是受益者，都安排了房产住处

皆大欢喜。

江州凶险的改制如此顺利完成了。文官、武官、司法宦官，地方上的三权鼎立格局形成了，自此相互监督制约。

宣旨太监带着轮值分到各县城驻扎的宦官团立即和禁军以及收的当地骑兵人手骑了收集的战马离开了江州城，分头急扑向县、镇及乡间关系户所成的新大户新地方势力，按事先由当地监察收税开矿等的宦官所报，以及此次从武官、执法军等当地者具体核实了解的情况，有带路党，准确迅猛奔向所定目标处收马。然后奔向下一个既定的附近州府照样来

严密封锁江州改制消息，进一步管理江州改制后的杂事，控制县镇乡野，清除隐患那是新组建的提刑衙门的事了。

再说江南另几处要地。

宦官团和禁军去了，收马、改制，还搞了其它事，进一步调整了当地官府结构，比如宣州降为县，并入太平州（芜湖）。潭州、鼎州降为县，并入岳州，岳州升级为府。裁撤的州，没死的州官立即迁往江州这样的杀干净了主官的州府顶上知府知州、转动使、并入提刑衙门的推官等缺，有的就地转为县官。驻军，留下二百不等的少量兵力，用于日常保卫官府官员安全，维护治安，把守城门，以及配合衙役下乡收赋税等，其余主力自然并入州治所在，便于加强军队统一管理。

叛逃潮后，北方很多百姓迁移到江南落脚定居，此时，江南人口占了宋国一半还多，相对而言并不地广人稀，此次裁撤的州并不是因为人口少不值得设州治。这么做是另有原因。

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水贼日益猖獗，自然是摩尼教搞得鬼，而这些地方官既懦弱怕死，不敢抽空城中兵马追剿水寇，也没那个积极性，贪图苟且平安富贵，或不关心百姓被贼寇烧杀抢掠的苦难，或只知捞钱诗词酒色风流放荡享乐——懒政，不负责任，不作为。如此，驻军几乎是摆设，是只护卫官老爷及关系户安全与利益的打手，败尽了官府形象，把朝廷、君王本就近乎没有了的威严进一步丧掉，而且直接严重损害了朝廷的赋税等物质利益收入，动不动得减免甚至反补。

这是朝廷不能答应的，在中央财政日益困窘的情况下也万万不能承受忍受这个。

客观上，这些州的驻军单独出动也不足以有效围剿和震慑住势力不小的水贼。联州用兵追剿？你说笑了。这些地方官，别说怕死不肯出兵的文官了，就是敢战的武官也有私心，都是你推我，我推你的，州与州根本协调配合不了。既然国家养的军队完全成了这些地方官谋私利的工具，甚至成了可能反叛朝廷的私军，那还能留着这些州继续胡搞

有个道理是五指分开，很容易掰断，可捏成拳头就硬了，打出去也有威力。

裁撤州治，把军队整合到一起，形成重兵拳头，这就有威慑力了，也方便统一指挥扑击、追剿贼寇或扑灭敢叛乱的。

并军，裁撤不忠无能废物都监，换上听话能打会带兵在军有威望的人当主将和各级骨干，赢得这样的骨干武官的心，加强地方军的战斗力和忠诚，同时还以抽兵为禁军的借口裁地方军，裁掉地方不堪用只能祸害当地百姓的烂兵，减少军中祸害中央的目的是为减轻不堪重负的财政负担，把地方养兵的钱粮收归中央，不止是在这几个州这样搞。只是现在的第一步是最关键的收马和推进改制，已经触怒了文官体系，不能同时触怒地方武官，所以暂时不宣布军事改革，让地方武官会以为这几个州只是特例

裁撤下来的烂兵，自然不可能真列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