鄜延路种谔战果最大，破西夏军主力八万人，收复石州、银州。但这毛用没有，不得不狼狈退兵，成果得而复失，兵力折损惨重。

总之，宋国得不偿失，战前计划还不是一举歼灭西夏国，仅仅是为了夺取黄河以南的战略要地，小目标，想断掉西夏方便屯积蓄养兵力和进攻宋国的这块桥头堡。兴师动众一场，却连这点预期也没达到。

这场在华夏整个战争史上都可称是大笑话的惨败，导致的原因有人力难以克服的沙漠、风雪等天灾，却更是人祸。

如此多的兵力参与搞的重大战事，说是直接关系到甚至决定了两国国运毫不为过，但却因为后勤问题而大败。

供应前线如此大军，就算在现代也是个大问题，这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客观原因。

但决策力主这场大战的朝中大员却是应该承担此次重责甚至应该问重罪。

是他们事先没有周密完备组织准备好后勤供应。

朝中衮衮诸公富贵大佬们书生意气，官僚作风，甚至年老昏庸，浮在上面按儒教读书人传统的一惯的“秀才不出门便晓天下事”的习性作派，把事情想得简单，也挺美，没多考虑实际困难，一拍脑袋，想当然地就发动了大战。

重臣们幻想凭策划和主导了此大战，收获削弱并狠狠教训西夏小霸，大宋西边得安，万民感激佩服歌颂，在军民中皆威名远播，以往那些桀骜不驯的边将也得从此老实雌伏，皇帝也感激更尊重重用自己等等的眼前利益与美名，也有和皇帝一起名留清史的长远利益，结果却只是白白饿死冻死屈死了数十万忠勇的西军将士，也折腾得宋国军力国力巨损，民心军心士气遭到重创，本服从和积极配合宋国调遣的青唐吐蕃也对宋国失去信心与之前的敬畏，心中不屑，不再温顺

这些重臣面对惨败，在找借口推托责任的同时或许内心当时确有自责忏悔之意，但实际上是决不会真改变作风的。

以后的一位位一朝朝儒教读书人重臣的表现就清晰证明了这一点。

在他们心中，儒教风范体统重于一切，他们的面子和权威高于一切。其它的，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兴亡，都是等而下之的事。说白了，反正不用他们去打仗冒险、死的不是他们，死再多人，损失再多民众生命和利益也损失不到他们家。

惨败又如何？

“深刻”检讨一下，稍收敛低调些日子，然后，高官照做，富贵照有，醇酒美色佳肴诸般享乐照旧。

因为国家民族是以儒教统治了包括精神在内的一切的，而他们正是儒教的精英，也自然是国家缺不得的精英重臣。

就算江山被不小心玩倒了，无非也就是换个主子效忠，继续习惯了也热衷的传统一切而已。

西夏却是一战后更加自信而猖狂，以后，寇掠宋国越发起劲而凶狠。

北边呢？

宋、辽对峙上百年来，宋国迫于边境无险可守而辽国贪婪又势大雄强的巨大压力，不但在北边境广植柳林为骑兵阻碍，防止辽军轻骑突袭轻易大举南下杀到宋国腹地，也把边关城卡要塞是能建得多险要牢固就建多险要牢固。

宋国极度重视防御。辽国对南边这位体量吓人的邻国也颇为忌惮，也很重视边关防御，城关要塞修得也多而坚牢。

尤其是有了沧赵发明的水泥，修建和加固关碍变得容易了无数倍，辽国和宋国一样进一步加建和巩固了关碍。

面对更加险要坚固的壁垒，沧北军能突破几个，但要代价，所耗时间也不能少了，很难迅速突破深入达到目的。

而赵公廉这边在忙着开始接收僧犯，也压根儿没考虑过杀入辽国。

以沧北军震慑和处理好僧犯就行，至于避免辽军南侵和趁虚抢掠发了大横财的辽国，自有海盗和赵岳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