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国敌象春天般温暖包容，对待民众象秋风扫落叶般无情无视。一个国家腐朽要灭亡了，整个社会从官吏到依托强权生存的快活的那些人，基本面上就会无意中按这种信条行事。

大宋朝一直惯着大辽。到了道君赵佶这一代越发苟且，越发惯着大辽，对百姓却越发苛薄。

大宋朝廷对里通外国的奸臣，嘴上说得咬牙切齿痛恨，骨子里其实不以为然，并不较真。

也就是说，宋臣太多人并不真把叛国当成一等重罪。对私通辽国的，尤其如此。

因为宋辽‘和平’相处，是‘兄弟’甚至是‘父子’般关系，当然大辽一直是兄是父。大辽在大宋东京设有“使馆”、使节，是最高贵最嚣张跋扈的贵宾，当街杀人都不算事。大宋不少重要官员和大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同族有亲，有的是有共同‘爱好’友谊，比如‘诗词书画’，有的是有生意往来，交往中有意无意向辽友出卖情报自然是应有之意，不是稀罕事。而为了维持这种和平，在宋辽发生冲突时，朝廷也需要里通外国者做中间人进行沟通斡旋。

弱宋的苟且无耻也只有辫子朝能与之比丑。

在这种氛围下就会出现一些独特现象。

比如一个汉人家族分成两部分或者多部，分别在不同国家生存，表示效忠所在的国家，敌对别国，却能得到该国至高统治者的信任甚至重用。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是汉人地区的统治因各种原因分裂，出现割据和战乱，逼得豪门大家族不得不把成员拆开，利于分别在不同地方求生以延续家族血脉，根本原因是门阀兴盛时期产生的重家族繁衍生息轻国家存亡观念的延续。

例如，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家族就是这样。

他在刘备的蜀汉政权中发展。他的兄弟却在和蜀汉敌对的魏曹、吴孙担任高官尽心竭力。

汉起的重家族轻国家观念到了隋唐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后面经历五胡乱华五代十国政权割据，把幸存的豪门大族分裂到各地居住生存。大宋统一了中原也没改变这种状况。

赵岳铲除掉的强大敌对家族——昔日沧州崔家就是例子。

崔家一支在大宋发展，以深厚的底蕴雄居沧州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强横不可一世。另一支却在大宋最强大最畏惧的敌人——大辽扎根，紧抱契丹权贵大腿，活得也强势滋润。

但身为汉人，却能在契丹人的天下混得位高权重的，首推郭家。

郭家在大辽国的政治地位远不是崔家能相比的。

崔家成员不过是在燕地政界谋求到低微或佐官之类的官职权力，在契丹人严握权力的军界更难插手高职大权。家族也就是能在乡里耍威风称王称霸，欺压辽属汉人百姓。

而辽国郭氏家族却在军政两界都能混出名堂，尤其难得的是在军界能登上高位，在道君时期以前的最鼎盛时期甚至能掌握云地的主要军权，其所部是寇掠大宋边境的主力。郭家一代代军中子弟两手沾满大宋汉人的鲜血，以对大宋汉人的冷酷残暴换取了契丹人的信任看重。

郭家是大族，当初因历史原因拆散，根在中原，主力虽然生活在辽属燕云地区，但在大宋仍然有不少亲族。和崔家一样，表面看双方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联系，实际上却是两方呼应，心向更强势凶狠的大辽，在大宋积极谋夺财富利益，出卖大宋，支援讨好契丹人。

郭大年就姓郭，本名却不是俗气的大年二字，而是俊雄二字，正是郭家在大宋的子弟。

他在燕云地区学成本事，潜回在大宋的家，两年后化名参军入伍，靠着本事和家族的金钱贿赂上官很快混出头，摆脱了遭罪又危险的兵卒身份，当上了副都头，就以这个不高却最利于掩饰身份和窃取情报的官职潜伏在清州军中向辽边防军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