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的税赋分成怎么制定，这实际上还牵扯到了一个蛋糕有多大的问题。六寸的小蛋糕和十六寸的大蛋糕，同样是一半一半，那重量能一样吗？

赵构打算把摊派的钱粮变成光明正大的正税，给之定下章程，这本身就做大了蛋糕。

要是精心的算一算就能知道，照赵构的法子来治理天下，只一县之地就需要有品官员三四十人，下属胥吏更多达数百人，较之往日之官吏数目可高出十倍来。

那所需俸禄自也当如此。

要知道，赵宋是高薪养官，地方官员如大县县令每月俸钱为20贯，小县县令12贯，且每月还有禄粟五至三石，地方官员还配有职田。而除正俸之外，还有各种补贴，如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喂马的草料及随身差役的衣粮、伙食费等，数量与具体官职挂钩。

通通折算成制钱的话，可以说大小县令，每个月只正当收益便不下十贯钱，县尉、县丞、主薄等也能有个十几贯到二十贯之间，底下的胥吏，就是俸禄再低，也要有五六贯钱财吧？要知道就是寻常城池中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的杂役，也能日获数十百钱。

张耒的诗《感春》中更是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

砍柴做工的都能有一天百十钱，那一个月就有四贯（北宋以七百七十陌为一贯）。

胥吏就是地位再低，那也是朝廷的人，何况现在官吏一体，胥吏的地位也不低了。你明面上至少也要有五六贯才是啊？

如此，一县之官吏，赵构叫之尽数折钱，仅是俸禄月耗便不下五千贯，及至公署衙门所耗，一县之地十万贯都是往少里说的。

这个数字一被报纸给公开道出来，跟往日里宋室一县所需钱粮做个对比，可不就惹得整座汴梁城都沸反盈天了？

赵构也不着急，自己依旧窝在‘家里’审阅着试卷，想找一找里面会不会有沧海遗珠。

而‘朝堂’和市井之间却已经为税赋分成吵得不可开交。

本来那矛头都是指向赵构的新政的，但发酵了数日之后，新出的报纸上刊登来一连串数据详实的杂派费税，比如各路转运司有“抛桩明耗”，各州县有“暗桩暗耗”，各仓库受纳时，又令百姓输“头子钱，等等。如此杂派汇总计算，那一县之地要耗费十万钱粮，似乎这数字也不那么巨大了。

当下便就有无数张口去咒骂地方官贪腐，可有叫骂的就有喊冤的。地方官又何尝不知道苛刻太甚有碍民生，但他们手中没钱，钱粮都被上头收取，他们可不就只能想方设法的从百姓身上捞取钱粮了？

这涉及到了一个地方经费不足，一个中央财政持续挤压造成地方财政经常不足的问题。这话题一转，就又回到中央地方税赋分成的问题上了。

究竟地方税赋要上交中央对少，地方上自己又要留多少，整个汴梁城喧哗一片，至今也没得出个确切的结论来。

“唉，百姓多艰啊。燕王前着才废除许多的科税，收揽人心，现在又要将杂派变正税，新瓶装旧酒也，也就是偏一偏那些无知草民罢了。”

汴梁城中，依旧宾客如云的樊楼上，作为赵桓特使，前来汴梁的王云端着酒盏还没喝上几口，人似乎就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承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昔日汴梁城内的一切明明都成为了不可挽回的过去事，可现在王云却有些置身旧梦之中。

三层相高，五楼相向，飞桥栏槛，明暗相通。檐角交错之间，樊楼还是那么的富丽堂皇。灰瓦青砖，雕梁画栋之中，这儿的歌舞也还是那样的醉人，叫王云怎生不恍惚？

倒是坐在他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