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发生过的、各类啼笑皆非的问题已经证明，他们的拒绝正视问题可以应付一时，但解决不了一世。我们确信，就算没有对赌式的协议，东海建工也会因为其他方式走向破产之路。

狄塞尔在1913年自杀，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在他死后的第二年——1914年，欧洲多国之间因为一件小事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的二十年后又爆发了二战。

如今的我们当然知道，在二战期间，柴油机被工程师们坚定地广泛利用于坦克等战争机器中，并且二战时的柴油机会比一战时更加可靠、高效，这些技术的拥有者也必然可以得到无法估量的财富。

因此，现在的我们当然可以理所应当地认为，如果有投资者能支撑他走到1914年甚至1915年的年底，他可以早早地就把柴油机技术推得更远。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尽量避免这样的悲剧？

我们必须意识到，技术路线的探索甚至是基础科学的探索必然存在无法预估的巨大风险，某些方向的尝试不一定能成功，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大力推动自研技术的企业九死一生，抱着固有技术的企业十死无生。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系列面向科学技术的问题要向各位读者提问：

在现有的体系下，我国该如何实现比美西方发达国家更高的投资效率与技术转化率？

我们做好了应对‘投资十个失败至少九个’这一真实世界的常态的准备了吗？

我们做好了摒弃习惯于制定看上去大而空，实际上缺乏战略意义的规划的准备了吗？

我们想清楚如何进行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全过程的管理了吗？

如果针对科研领域的投资失败，我们会惩处决策者吗？

如果不做出任何惩处，如何确定决策者是否公器私用？

如果百分百惩处并且一撸到底，那么谁来投资？

如果通过集体决策降低单一决策者的压力，会不会项目中充斥着面子工程、决策团队成员相互利益妥协、确保皆大欢喜而诞生的笑话工程，甚至混入一大堆骗经费的民科？

如果害怕闹笑话，怕民科骗投资，使全周期的审查严格在现有条件下，必然会发生的、加码到无视学科特点以至于没有弹性的水平上，进而减少探索研究的方向，那会不会只剩下一个‘领导最喜欢’的研究方向？

如果我们仍旧坚持以搞运动的方式毫无选择地以‘大会战’的方式搞技术攻关，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特点未知的新兴产业？难道要靠不断地背水一战，然后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以我为数不多的见识来看，这些都是毫无疑问地有可能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我这种尚未完全入门的外行预料不到的问题。

我对上述问题有这么一个纲领性的判断：这些问题不一定存在一个绝对的正确答案，但我确信如果没有排除掉足够多的错误答案、如果这些小问题都解决不好，那么我们会在前沿探索领域原地踏步，西方国家却在市场竞争中疯狂内卷。

终有一天，他们会如同以往一样优先突破各种前沿科学技术。

于是，很遗憾，我们又不出意外地落后了，又要悲壮地追赶，然后无可挽回地循环往复。【3】

更可怕的是，到那时，我们未必有现在这么好的国际局势可以利用。

这不只是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从自然科学兴起以来，所有的科学研究和与之紧密联系的成果转化都遵循一套特殊的规律……（以下省略数千字）

而美国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从伯奇·拜赫（Birch Bayh）与鲍勃·杜尔（Bob Dole）两位参议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