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地华人中，信仰佛教非常普遍，华文学校常常是和佛寺伴生的。

缅人、掸人等的佛教信仰氛围更是浓郁，但在有威望的佛寺中，也有藏匿药品的事。

我在大其力期间，曾经发生过一起当地很有威望的人被暗杀的事件。

他做药品生意，但也有合法产业，他帮助做采矿生意的国人协调与当地的海翅子、穿制服的、以及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和村民间的关系，出资建学校、修寺庙等等。

在他死讯传闻下，很多人评价，“这么好的大善人怎么被枪杀了”。

从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成为地方强人，他既要有足够多的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民众认可，以构建权威。

而在当地边境地区，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往往与不合法经济紧密相连。

大其力的生存法则如此。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中生存，人们总在寻求建立“庇护关系”。

我依附于你、为你做事、支撑你的权威，你保障我和家人能生存下去。无论是黑白生意，在当地都讲究“跟对老板”，跟到一个好老板生活就算是有了较好的保障。

还记得转行做导游的张哥，后来他回到了大其力，跟了一个做药品生意的老板。

老板给他买了一块地、建了新房，几个月前他和家人从狭窄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的两层小洋楼。

我曾问过他的妻子是否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她只苦笑：“担心是担心啊，但是他不太会、也不想做其他的，没办法。”

一次她说，她生产时，交不起住院费，幸亏她丈夫“跑了一趟”赚了几万泰铢，她才得以顺利生产。这样的故事总让我五味杂陈。

在大其力，有不少人坚定地与药品经济、赌博经济等划清界限，也有人在道德挣扎中选择离开赌毒行业。

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身边做过电诈的几位朋友主动离开了，因为不想骗人。

当然，这两年国内打击力度很大，他们挣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那时候我听路北说过，当初果敢赌场的管理人员，因身体抱恙需要做手术。

他可以就近去回国治疗，但他坚持要去台北。

他说，从他进赌场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去不了大陆了。他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在某个社会是不被允许的。

有一次黄家人中做大米生意，他每个月要去给北掸邦送军粮。

出于对民族地方武装大本营的好奇心，我跟着他去了一趟。途中经过一个“瘾君子村”歇脚时，黄家人从村中朋友那儿拿了一小瓶一号给我“见世面”，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惊吓过后，原先多少有过的猎奇心转变成了一种失落与愧疚。

对我而言，当地的许多经历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或者仅仅是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面对的这些人而言，这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有一次一个叫杨哥总在来鲁家送猪肉时顺便打几把牌，打牌时还时常拿我来打趣。

后来我听说杨哥死了，是被误杀的。

一群小年轻去找人寻仇，杨哥恰巧驾车经过，小年轻以为杨哥是对方派来的杀手，慌乱中向他的车开了七枪。

这是一个意外，但发生在当地就成了不太意外的“意外”。

小年轻们遇到自认为的不公，几乎不会想到寻求法律帮助，也难以寻找道德权威主持正义。

在一个人们难以获得合理裁量的社会里，恐吓、报复、寻仇成为了寻求公平、疏解愤恨的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小年轻看到旁边经过的车辆，才会第一反应是仇家派了杀手。

后来，，没有人再主动提起杨哥，这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