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时，教我的曹老师，是个精神俊朗的年轻人，细瘦的高挑个，白皙的皮肤，但严肃起来，让人有些紧张到害怕。按老师的要求，三年级写作业就不能再用铅笔了，只能用圆珠笔或钢笔。一根圆珠笔，便宜的一角八分，好的三角六分，钢笔就更贵了。由于父亲平日严肃的表情，我依然不敢张嘴跟他要钱买笔。在老师的三令五申之下，我仍是用铅笔写着作业。终于有一回，老师愤怒的把我叫上讲台，给了我一大耳光，打得我天旋地转，眼前金光闪闪，抽出我的作业本直接撕了个粉碎。喊着我的名字吼道，你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了吗？还是你家真就这么穷，连一支钢笔都买不起？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今天不交了作业，中午不许回家吃饭。于是被吓傻了的我，和几名未能完成作业的同学，放学后被留在了学校。午饭时，母亲迟迟没等到我回去吃饭，便拿了一只大花瓷碗，装了一大碗的饭菜，用个布儿包着，送来了教室，让我赶紧趁热吃。并追问我为什么被老师留下，我支支吾吾不敢说，还是同学讲了出来。下午放学回家，母亲和父亲讲了，并给我要来了两角钱，第二天，买了一支一毛八分钱的圆珠笔。可新买的笔被同班的小工看见，非要拿他的旧笔跟我换一下用，我不同意，他就想方设法的找茬，逼我拿出新笔换他的旧笔，懦弱的我打不过他，又不敢告诉大人，无奈只好同意换给了他。那支旧笔没用几天就不出水了，我只好再用铅笔写作业。又几次被老师打，被留班里，不许吃饭。每次，母亲送饭并追问时，我都以其他理由搪塞过去，不敢告诉母亲，新笔被人换了，如果让母亲知道又得挨顿数落，也不一定能把笔要回来，搞不好会连同母亲一起招来父亲的一顿责骂。

记得上二年级时，还是大集体生产队，记工分的时候，在收麦子的季节，大队领导号召各家各户尚未参加劳动的孩子早起捡拾麦穗，可以记工分。那一天，刚蒙蒙亮，母亲便把尚在睡梦中的我叫了起来，去拾麦穗。睡意正浓的我眼睛都没睁开，只穿了条小裤衩，连鞋子都没有找到，便匆匆来到收割完麦子的地里，赤脚踩在沾满晨露的麦茬上，虽是初夏季节，却像严冬般酷寒钻心。迷迷糊糊跟风似的，在一群人的后边跑了一段，什么也没有捡着。待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再次弯腰寻找目标后，起身时却不见了那群人的踪影，刚刚还人声鼎沸的场景，突然销声匿迹了，只有布谷鸟，那略显沙哑恐怖的嘶鸣声回响耳畔，伴随着越来越浓的晨雾，仿佛置身于一个未知的世界，朦胧的轻纱，遮挡着我迷茫的双眼，让我看不清这个世界。一时间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我，很想哭，但又不敢哭，莫名无边的恐惧，充斥着我忧郁的心扉，就像淹没于无际的暗夜里，想极力寻找一丝光亮，哪怕能听见一声熟悉的叹息声也是好的。不知过了多久，当东方升起一抹光亮的红霞时，我终于从噩梦中醒来，一无所获的我浑浑噩噩，搞不清怎么回到的家？然后坐在那里傻傻的发呆。不知过了多久，见母亲，匆匆回来，又匆匆重复着那熟悉的动作，点上一把柴火填入灶膛，热一热熬的大米稀饭，然后去打水喂猪。我习惯性的弄点清水抚撸一把脸，穿上那不太合脚的踏拉板，掂起书包，走出了家门。身后传来母亲喊我吃饭的声音，我只习惯性的回头说了声不吃，然后摆了摆手，大踏步向学校走去。又听见母亲心疼我的责骂声。然而，从那以后，一连几天，我便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母亲着急了，又带我去了公社的卫生院，拿了药回来逼我吃。吃完药空空如野的腹腔咕噜作响，随即呕吐不止，接着便开始发烧。母亲又请来了大队卫生员，给我注射了退烧针，然后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临出门时，母亲还特意嘱咐二姐好好照看我。二姐答应后，便坐在堂屋，和前来寻她玩的那个大表叔家的大女儿说笑着。

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时光，我迷迷糊糊的躺在床上，注视着窗外那随风飘荡的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