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

这些水力碎石工场的建设前后就历时两年之久，在山里修建了一批的偃堤水坝为水力碎石机的运转蓄水。

当然这些偃堤工程同时也极大改善商洛等东秦岭腹地诸县的水利基础设施，改良一批坡地山田的灌溉条件，增加粮食产量，还额外雇佣数万青壮参与武关道的建设。

在武关道建成之后，这些水力碎石工场也将由地方接收，一部分继续生产碎石，为地方后续的道路修建发挥作用，一部分将改造成其他类型的水力工场，提高地方工造水平。

新的武关道建成，从荆湖、江淮往关陕大规模输送物资的瓶颈，也就较为彻底的打通开来，每年三五百万石乃至上千万石的物资输送，将不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成本也将大幅下降以往的十分之一左右。

以此为基础，除了可以加大往秦凤行营、灵武行营、朔方三大行营驻防区的粮秣等物资输出，可以大举向三大行营大幅度增派作战兵马外，还将加快陕西地方生产的恢复速度。

赤扈南侵以来，给包括陕西五路在内的整个中原地区带来难以想象的重创。

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外加京东京西四路，在天宣末年人口总计高达四千万之巨，但到绍隆十三年底，据司空府对河东、河北、陕西、齐鲁及河南行省进行人口摸底，这些地区的总人口下降到一千八百万以下。

倘若将司空府控制的核心区、这些年一直维持人口净流入的汝蔡、南阳等地划出去，中原地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异族蹂躏践踏中，净损失人口高达两千五百万。

虽说整个中原地区的生产与人口恢复，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却是江淮、荆湖地区，率先在生产及人口上，出现非常强劲的复苏势头。

荆州、南蔡等地重新合并进荆湖北路后，孔昌裕在荆湖北路进一步推进汉水、荆江流域水患治理工作，在鄂州、黄州、随州等地促进纺织、造船、冶炼等工造业的发展；朱沆在荆湖南路也积极推动洞庭湖流域的水患治理，刘衍在江东、邓珪在淮南、王番在浙西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推动新政落地。

除了淮南路人口相比战前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江东路、浙西路、荆北路、荆南路近十年来，人口相比较战前都有较大幅度的增涨，耕田增加幅度更大。

当然了，耕地的增加，其中除了各地官府积极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新开垦一部分田地外，更多还是这些年对士绅豪户隐瞒或私占田地进行清查新增的税田、官田。

江东路、浙西路、荆北路、荆南路路司及州县所辖的官田也大规模增加，其中荆北路在合并荆州、南蔡之后，新增的官田规模最大达到八百万亩之多，使得地方在上缴中枢赋税外，也有截留更多的钱粮用于民生及地方建设。

为了激励地方更积极的推行新政，摊丁入亩后新增的田税以及官田收入，徐怀都是尽可能留给地方度支，但随着荆湖江淮等地人口恢复增涨，在这些地区盐铁茶布等大宗商货的消费逐年都有颇为可观的增涨。

这既反应出这些地区民生的持续改善，也直接提升了中枢的财税收入。

绍隆十三年底，计司在合并户部的职能之后，中枢岁入达到七千万贯，这是天宣年间、中原地区未被摧毁也没能达到的一个顶峰；作为最关键的一个经济指标，各地粮价都普遍下降到天宣年间每石两贯左右的水平上。

绍隆十三年冬，葛钰便率五千靖海军作为前锋，分乘十数艘海船远征吕宋，陆续攻陷布锡等城。

葛钰正式出任永嘉国中郎将及都督内外军事执掌吕宋岛军政，并奉令督造新永嘉王城，开启葛氏往吕宋迁移的进程。

绍隆十五年春，确认葛钰初步在吕宋站稳脚，新永嘉城也初步建成，葛伯奕、高纯年则分别以永嘉国尚书左右丞，护送永嘉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