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古今中外，还是推之四海，学习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已经很难再感受到学习的可贵艰难，这是十分幸运的，虽然在今天，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像封建时代那样是一个具有划分阶层魔力的词汇，但知识改变命运仍然是中国普罗大众的信条，可见我们历史中流淌的这股对知识的学习渴望是多么深入骨髓，这大概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最为鲜明的特点。

这特点可以向上追朔两千多年直至先秦，但最终成型却是在汉朝，在汉武大帝挥斥方遒，北驱匈奴的同时，在全民尚武的风俗之下，中华文明开始悄然转型，它的重要丝毫不弱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上的功绩。你们很快会懂得它的意义，董仲舒看着他的杰作或许会得意地这么想，他一手策划的独尊儒术将主宰中华文明的思潮两千年。

但我想讲的并不是这个，儒学的学术价值并不是一个适合大讲特讲长篇累牍的东西，老实说，要不是汉武帝硬点了儒学是大汉新时代核心思想体系，哪会有这么多人苦心钻研，像刘备这种对学术毫无兴趣的说不定还在心中狂骂董仲舒你个老王八蛋。但董仲舒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取士通道，改革了整个汉朝特别是东汉以来的教育体系，学海无涯苦作舟，大汉的接班人们就在这苦海里游啊游。

生活在填鸭教育时代的我们游的是苦海，而生活在汉朝的学生们游的也是苦海，但不同的年代里苦海和苦海是很不同的。我们学习常常会感到学习内容多得受不了，头疼得仿佛是被挤干了水的海绵，啥都记不住。但汉朝时期的学生们学习儒学遇到的问题就完全不同，第一个就让你目瞪口呆，没有学习教材。

对，就是没有教材，虽然董仲舒说服了汉武帝把儒学立为官方学说，但是大部分儒学经典早在百多年前，就被秦始皇焚书坑儒交代而且是重点交代了大部分。要知道蔡伦那年头还没出生，大家都还是用的竹简，抄写携带都特别的不方便，一不小心就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了，结果秦始皇这一下被坑了大部分，原本战国里只有墨家能够与之争锋的儒家显学，一下就沦落到只能以口授的方式来保存经典。记忆终归是有误差的，口授更加加剧了这种误差，而且每个人对于学术的理解也不同，反正大部分人都没有原本，儒学家们便也忍不住自己在传授过程中给经典们加点私货，不久便迅速发展得面目全非。

汉武帝当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了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太学以研究儒学为主旨，分置了五大学科，没错，就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这时的五经有七个官方承认的权威流派，又称博士。《诗》有鲁、齐、韩三家博士，《书》有欧阳博士，《礼》有后博士，《易》有杨博士，《春秋》有谷梁博士，统称为五经七博士。而后太学的博士数量就因为儒学流派的影响更迭而不断变化，隶属于不同流派的学子也和流派的影响荣辱与共，到了东汉时期，五经博士已经变为十四家：《诗》，齐、鲁、韩，《尚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有施、孟、梁丘、京氏，《春秋》严、颜。

以上仅仅是太学研读的学科，而且全部是今文学派。有今文学派就有古文学派，有靠口传授私货儒学的就有手里拿着真干货的。秦始皇确实开天辟地但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司马迁能够瞒着汉武帝流传《史记》的另一个版本，秦始皇又怎么可能把儒学经典全部烧光呢？毕竟搞学问的也不等于二傻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竹简虽然笨重，书写也没有效率，但是也不能说一丁点优点也没有，这是相当不马克思的，要辩证地看，竹简最大的优点就是便于保存。纸张什么的不精心保养甚至几年就可能废了，但是竹简埋在地底下放上个百来年，挖上来清理清理还是照样看嘛。于是那些在儒家经典里随意篡改内容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