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都拥有庞大的骑兵部队，也不缺乏优质的战马资源，在与各胡人政权的冲突中至少不落下风。

古代中国，产良马地区有幽州、兖州、雍州、并州等地。先秦、汉初时，贵州还属于古夜郎国，其地山高谷深，林密茂盛，与外界隔绝，产于草原的马并未在这块地方繁衍。

在唐代，在贵州一带的牂牁蛮以及东谢蛮有“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和“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的记载，这说明马是当时贵州一带君长用来赏赐功勋或者罪人拿来赎命的稀有物产。

古代中国的战马通常产于甘肃河西、内蒙河套和陕西陕北等地，在汉朝引进西域马种对本土的蒙古马种进行改良之后，和一般印象不同，唐以前的中国战马并不比同时期的欧洲马逊色，肩高只低于阿拉伯马，耐力还有所胜之。

但是宋朝开始，中国内地马种开始退化，主要是因为赵宋疆土狭小，是唯一一个没有掌控西北疆域的王朝，别说河西、河套，连陕西都受到西夏兵锋的威胁，没有优良的马场，汉唐遗留下来的马种在宋朝低效率的养殖机构手中自然的退化到无法骑乘的地步。

而到了南宋，北方低质量的马场也全盘丢失，骑兵部队更是极度缺马，但此时有一个地区却开始肩负起为南宋供应军马的重任，这就是贵州的水西。

我国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各地一向产马，西南马也是我国原生马种中分布最广泛的一种。

但不论是川马还是滇马，它们吃苦耐劳、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但体型矮小、不利于骑乘，用于战场上骑兵短途冲刺不是其所长。

历代王朝军中的川滇马主要是作为驮马使用，西南马种中唯一能用作战马的只有产于贵州的水西马。

水西是原贵州土司一部的名称，其产马的区域在贵州毕节一带，水西马又称为乌蒙马，是生活在当地高原上的一种特殊马种。

和其他西南马种相比，水西马要高大得多，而且膘肥体壮、筋骨强健，南宋四川各路用四川的盐和茶向水西土司大量换马，保证了南宋军队能维持一支基本规模的骑兵部队。

南宋灭亡之后，元朝政权也很重视西南马资源的培育，在贵州一带设置有官方养马场，用北方和西域的优质马种来进一步提升水西马的品质，使得元末明初的水西马成为驰名全国的知名马种。

其中最出名的马场便是养龙坑，也就是如今的养龙司，所谓“养龙坑”并不是因为有“龙”在此藏匿或腾飞，而是因为这里盛产一种奔驰如飞的马，即所谓“龙驹”。

元末，起义军首领明玉珍在重庆建立政权，国号“大夏”，他的儿子明升于洪武四年投降明朝，献了十匹宝马给明太祖朱元璋。其中有一匹“龙驹”就是养龙坑所产，明太祖朱元璋特别珍爱，并赐名“飞越峰”。

到明末奢安之乱后，水西马的养殖受到很大破坏，加上明清易代之际西南战事不断，如今的水西马已经比不上元末明初时了。

不过就算如此，对于黎汉明来说，组建一支用来奔袭或者对付步兵用的骑兵绰绰有余。

想到这儿，黎汉明便对刘阿蛮说道：“给宁培忠传令，让他在当地招募一些善于骑马的青壮来组建一支骑兵，训练场就放在乌蒙草原上，所募青壮不论汉苗回彝等，只有符合条件的皆可招募。”

黎汉明相信，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后，在加上土改，到时只要一顿忽悠，参军的人必定不少。

土地永远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命根子，也是中国农村的永恒主题，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制度的演变史。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大小农民起义连绵不断，绝大多数的起因都是由于土地分配不均造成的。

土改不但对汉人来说很有吸引力，对其他各族百姓同样如此，南笼起义的主要原因便是土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