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明白。”杨廷和诚声应道。

儒家的读书人并非一无是处，只要不是没有读书把脑子给读坏了，又或者那种整日里只想着如何捞银子的官员，他们这个群体乃是真正站在大明顶端的人才。

人才或许可能被一叶障目，但绝对没可能随意被蒙蔽，杨廷和这类重臣想的是求稳，然后在稳定的基础上去实现大明之中兴。

儒家不喜欢改革，并不是认为改革就一定是错的，而是改革意味着秩序的重建，意味着其中有太多不可控的风险。

在朝堂上混到高位，这些重臣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没有了年轻时候指点江山的热血，更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他们这个时候想的无非就是青史留名。

而改革一旦失败，或者造成天下大乱，那么不要说青史留名，恐怕一世英名尽毁都是轻的。

天子要兴学，要全民开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不去多言，毕竟自隋唐以后，天底下寒门出身的读书人多了，官员们也不可能如门阀控制朝政时期那样，将话语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掌心，去排斥所有非门阀或者不依附门阀的读书人。

所以说如果朱厚炜要玩兴学这一手，是放在隋唐时代的话，那么将会遭受的阻力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动摇自己的统治根基，被门阀从皇位上掀下来都不是没有可能。

对于皇帝要兴杂学，朝堂从来都没有少过争论，只不过朱厚炜置若罔闻，朝臣们知道皇帝决心已定，也就不在自找没趣，不过一个个的倒是想等着兴学失败之后看皇帝的笑话。

杨廷和等人也不支持，因为他们担心杂学之兴会影响到儒家的道统，但是皇帝明确说了，想要步入官场，必须要走科举出仕这条路，勉强算是给了满朝儒家官员一颗定心丸。

在他们看来，杂学再兴，只要进不了科场，那么就不可能会影响到儒家的统治地位，至于皇帝会不会虚晃一枪，这个没法分辨，便只能静观其变。

真正让杨廷和等人认识到杂学价值的还是通州之行，在哪里他们见识到了太多新奇的东西，这些新奇物事，他们可不知道绝大多数都是皇帝的奇思妙想，只当是杂学兴起之后，格物之术得以发展罢了。

于是杨廷和等重臣意识到杂学确实有其可取之处，至少不会像言官喷的那样全是糟粕，有内阁横在皇帝和朝臣中间，再加上兴学兴的是南方文教之地，所以朝堂上反对的声浪渐渐也就没了。

但这次不一样，可以说朱厚炜有些急功近利了，燕京大学该不该建？

没有该不该的，但肯定有些操之过急了，杨廷和觉得当天下兴学事完成的七七八八了，再将触角伸到北直隶，进而再到京城，无疑会更好，也更容易被天下读书人所接受。

至于把燕京大学开到国子监对面，那真的是无力吐槽，就没皇帝没有挑衅儒家的意思，也会被认定有这层意思在内。

那些热血上头的监生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来堵承天门，当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如果杨廷和知道是谁在后面挑唆，他甚至都得爆粗口骂上一句傻叉。

身为官场领袖，杨廷和岂能不知道嘉靖帝对儒家的观感并不好，之所以没有出手压制，完全是因为儒家对于王朝的统治者有利。

儒家本身就是一个求同存异乃至极其擅长转变的学派，迎合皇帝的统治理念，进而施天下政，才是儒家该去做的事。

面对正德那样什么事都不太想管想问，一心只知道玩的君主，外朝的大臣自然愿意大权独揽，可面对嘉靖帝这样，什么事都喜欢亲力亲为，甚至满脑子里都是革新的皇帝，大臣需要做的便是辅助。

这就叫顺应天命，如果不想顺应天命，非要对着干的话，那么除非你拥有和皇帝正面对抗的本钱，甚至有把皇帝给换掉的底气，否则就只能老老实实做人，因为皇帝占据着大义，这就是九天之上的宫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