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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知州，胥吏自古有之，至宋更甚。他们结党营私，勾结豪右，控制乡里，知州你处理此事，千万不可大意!”

作为相州的同知，杨震的助手，段盛自然要为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了。

大宋朝廷南迁以后，王松入驻大名府，以两河宣抚司的名义，任命当时的相州通判赵不试为相州知州。谁知赵不试拒不领命，依然以大宋通判之职发号施令，独领相州之权。

由于军务繁忙，夏季攻势如火如荼，王松一时也顾不上。等两河各处的战事稍稍平息，王松便派下官员，接任相州地方。

谁知赵不试竟然关闭城门，不准杨震等人进城。为避免摩擦，事情闹大，杨震忍气吞声，临时驻扎在了临漳县，办理政务。

前几日有永和镇百姓报案，说是回乡之后，家里的田地已经被安阳县衙的胥吏闫忠占去，其女也被闫忠糟蹋，不堪受辱，上吊身亡。

家人去安阳县衙报案，县衙前面要说秉公处理。过了月余，家人再去，却被衙门轰了出来，说是没有人证物证，纯属诬告。

家人无奈告到知州衙门，但衙门以人证物证俱无，并不接理此案。

家人再去找人证，一个个都是矢口否认，显然是受到了警告或者威胁。

私底下有人明确告诉受害人，胥吏闫忠世世代代都在此经营，和地方官府早已是铁板一块，就连知州等上官也要受他们的钳制。

宋朝科举取士，科举制度成为官员最主要的来源。科举取士的只是官员。朝廷派驻地方县里担任官员的也仅仅只有知县、县丞、主簿等几人。

但是，县作为朝廷郡县制最重要的地方行政部门，要主管税赋、治安、诉讼、教化等多个领域，涉及的事情实在太多，而具体做事的人，则是吏，也就是“差役”。

“差役”，顾名思义，是百姓所要承担的义务，因而是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

宋朝的差役有衙前、里正、户长、乡书手、壮丁、弓手、散从、人力、手力,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子、掐子、拦头等人。

而这些“差役”的成分，“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也就是贫富不等的老百姓而已。

就像牛皋，在追随王松前，就只不过是鲁山县衙的一名弓手，真真正正的贫下中农。

但是，“差役法”在施行过程中，弊端丛生。首先，差役来自社会底层，相关工作经验缺乏。其次，差役大多数没有薪酬，或慵懒怠政，或贪污受贿，百姓怨言颇多。

鉴于此，王安石变法时，废除“差役法”，新法称之为“免役法”。

“免役法”废除以“劳役”形式缴税的“差役”，改以货币缴税。官府用这笔税收雇用专人来做具体工作。与此同时，被官府雇用的人，需要经过培训，合格上岗。

“免役法”随王安石下野而废，但到了北宋末年，“免役法”又在部分地方恢复，但远未普及。

“段兄，听说这犯事的闫忠，乃是安阳县衙的一名吏员，此人家世如何”

听到杨震的话语，段盛点头道:

“杨兄所言不错!这闫忠乃是永和镇的一名大族上户，乃是世袭的胥吏。此人家大业大，纵横乡里，无恶不作，这些年犯下的案子不少，不过却都一一逃脱，可见其在安阳县和相州城都颇有势力。”

吏员由民户轮差，介于民与官之间。胥吏非“官”，却代表官府行驶职权，拥有支配百姓的权力。胥吏既受制于官，同时又佐官治民，如上下文书传递，乡里治安、户籍管理、赋税征收等。

胥吏来源于三种渠道第一，承袭，胥吏在其年老后，可由其儿子或亲属承袭吏人之职；第二，犯罪的官员或科举落榜之人被贬为吏人；第三，由于差役的时间一般都较长，耽误农时。因此，中小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