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波兰危机”,随着法兰西皇帝亲临议会发表专题演说,一下子又成为了全欧瞩目的焦点。
正如艾格隆所预料、所期待的那样,在他结束演讲之后,他的演说全文,也通过各国在巴黎的官方非官方渠道,迅速扩散开来,犹如是激烈的浪涛一样,短短几天内从法国扩展到英国和整个西欧,再一路被中欧、东欧的报纸所转载,最终传递到了圣彼得堡。
这片演说虽然简短,但其中一些爆炸性的言辞,却轻易地引发了各国舆论的热议。
不过,针对他的演说,国际舆论却呈现出一种非常“割裂”的反应,各国官方都非常冷淡,要么干脆不作任何置评,要么含蓄地批评年轻的法兰西皇帝“管得太多”,有违尊重各国国界和主权的“维也纳精神”。
作为当事人,俄罗斯帝国的反应自然更加激烈一些,因为俄罗斯此时还是没有任命驻法国大使,所以由“代办”向帝国政府提出抗议,不过这种抗议虽然言辞激烈但并没有什么意义,更像是一种官样文章罢了。
而在各国民间,这篇充满了激情和“人道主义”的演讲,却赢得了一片叫好,许多报纸在全文转载之余,还会附带报社本身的评论,对这篇发言表示支持。甚至哪怕是在俄罗斯本国内,同情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者们,也暗地里认同皇帝演讲当中阐述的精神。
这不光是因为艾格隆迎合了欧洲此时的“政治正确”,更是因为他终于给欧洲带来了一点“崭新气象”。
自从1815年维也纳体系确定以来,欧洲得到了长期的和平,但同时却也陷入到了沉闷的“平庸”当中。
大革命时期法国人推行的一些进步举措被取消了,君主专制的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随时准备联合起来镇压各国的革命,反动势力实现了空前的“大团结”。
不光意识形态上守旧派实现了“压制”,就连各国的君主都让人感到暮气沉沉。
在1831年,欧洲各大国的君主是什么景象?
68岁的英国国王乔治四世刚刚去世,但继承王位的是他65岁的弟弟威廉四世;奥地利皇帝弗朗茨已经63岁;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现年61岁,唯一年轻一点的君主是35岁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然而这个年轻人却比老君主们还要反动和保守,更显得可怕。
这些“老男人”都已经进入到了生命的暮年,因此寡淡无味,他们都特别喜欢保守主义,这也让各国的宫廷和政府显得死气沉沉,而这些君主,根本难以满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的趣味,难以受到爱戴。
而这时候,21岁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二世却横空出世,他有着清新的形象,年轻而且精力充沛,还口口声声“民族自由”和“人道主义”,这些都迎合了此时欧洲新兴阶级的舆论趣味,自然也让他得到超越国界的认同感。
哪怕并不喜欢法国人、也不喜欢波拿巴家族,但对死气沉沉的环境有所不满的人们,也会觉得,这时候有个年轻君主带来一点新鲜空气是一件好事——反正皇帝已经说了,他不想为了波兰打仗,大家横竖都不会面对任何风险,那不如为皇帝叫好,就当“图一乐”。
在这样的舆论风波当中,所有人都在看热闹,所有人都一无所损,唯一的受害者,自然就是此刻正在独自抵抗沙皇、流血流泪的波兰人了。
此刻,波兰人还能够勉强支撑,甚至还取得了好几次战术胜利,逼退了一部分俄罗斯军团,但是既然得不到任何实质的“国际支持”,那么再多的舆论支持也起不了作用,起义被镇压的结局自然也近在眼前,就像是个注定的结局。
在这种注定的结局面前,一部分波兰人(主要是地主和贵族)开始动摇,希望尽快和沙皇妥协,换取自身特权和财富得以保留;一部分人则被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