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对佛教孝道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和扩充，构筑了具有中国佛教特‘色’的孝道伦理思想体系。佛教原典中本来就有大量关于孝道的内容，要宣扬佛教的孝道伦理，首先就得翻译这些经典。佛教传来之初就翻译了很多关于双亲与子‘女’关系的经典，包括《孝子报恩经》、《孝子睒经》、《父母恩难报经》、《尸迦罗越六方拜经》、《大方便报恩经》、《‘玉’耶经》、《四十二章经》、《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盂兰盆经》、《梵网经》、《佛说孝子经》、《佛说父母恩难报经》、《大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增一阿含经》、《善生子经》、《华严经》、《那先比丘经》、《游行经》、《大方便佛报恩经》、《优婆塞戒经》、《佛说盂兰盆经》、《菩萨睒子经》等，这些经典以印度佛教特有的方式宣扬父母恩重、善恶报应的观念。另外，中国佛教学者还借佛之名撰写了富含孝道思想的经典着作，如《父母恩重经》、《大报父母恩重经》等，加以变文、绘画、造像、建塔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影响极大，广为流传。佛教的内在超越‘精’神决定了它是“出世间道”，尽管它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世间道”一样，也强调孝道，但二者毕竟有层次之分。儒家讲的是“入世之孝”，而佛教讲的是“出世之孝”，一个是“方内之教”，一个是“方外之教”，二者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因此，佛教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论证“出世之孝”与“入世之孝”不相违背，“出世之孝”甚至高于“入世之孝”，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早在汉末，牟子就借用老子的名言“上德不德，则是以有德”来回应中土人士对佛教“不孝”的责难。牟子引儒家所称道的上古“圣人”泰伯断发文身、许由逃往深山而让天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这种表面上“不仁不孝”的行为却被孔子赞为仁德的榜样，以此说明佛教的出家是重形而不重质、它是大德不拘小节之举。佛教看来，儒家的事亲还停留在“小孝”“中孝”的阶段，这是在家之孝，佛教承认在家之孝是理之当然，但更重视出家的“大孝”。中国佛教将儒家的“立身行道，显亲扬名”的观念加以发挥，强调“修‘性’”，以“德”报恩。认为人生皆苦，只有出家或在家‘精’进于佛法的闻思修行，最后证得解脱的佛果，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只有证道而获解脱的人才能自度度他，利益人天，帮助父母及无数的众生从轮回苦海中解脱。中国佛教曾将此种孝道称为“法‘性’之养”，以别于普通的“‘色’身之养”。可见，强调‘精’神救渡乃是佛教孝道的根本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张扬的孝亲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宇宙间的自然亲情关系，不像中土孝亲伦理含有更多的社会宗法关系。佛教的报恩，意在理解对方的恩惠，绝不是以权力、压力或上下的尊卑等级来执行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皆能成佛，因而在僧团内部，都是以平等为序列，唯以出家时间的先后而定位次。佛教所讲的亲情，是宇宙的亲情，而非局限于一家、一地的亲情，这就在本质上决定了孝不是一家之孝，而是对一切人的孝，甚至是一切众生的孝，所以才有报“四恩”之说（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的孝道不是“臣民道德”，而是慈爱的相互回报。当然，在儒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佛教在理论上的高明并不能代替实际上对儒家的依附和补充地位。因而，在三教合一、三教一致的形势下，无论是儒家的“入世之孝”，还是佛教的“出世之孝”，实际上都成了传统纲常名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佛教借孝道的传播和发展丰富了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中国佛教“弘道济世”、“普度众生”的大乘理想，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也不断地走向俗世化和伦理化，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