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控制型“两京制”的代表。

所谓的“两京制”，就是设一首都一陪都，是古代中国都城制度的主体。

其制度实始于先秦三代时的周朝，周前期都城设镐京，后选址夏人的根据地——伊水、洛水一带，建陪都洛邑。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正式设洛阳为都城，改为“成周”城。

在“楚汉相争”中，汉王刘邦打败了项羽，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初都洛阳。

但不久，刘邦就改变了想法，将洛阳定为陪都，而设长安都首都。

原来当年五月，称帝后的刘邦在都城洛阳的南宫，设宴款待跟他征战东西的文臣武将。

期间建信侯刘敬建言，都城的首选应该是长安。

刘邦当时半信半疑，此即《汉书·张良传》里所说的“上疑之”。

因为刘邦的属下大多数都是今苏北一带人，便建议立都洛阳，认为“其固足可恃也”，实际还有洛阳离苏北老家近的心照不宣想法。

深为刘邦青睐，有“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第一谋巨张良，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

张良认为，都城应建在关中平原上的长安，理由就八个字“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刘邦认为张良说的很有道理，正合心意，遂接受了张良的建议，不久正式定都长安，开基肇始。

即使公元8年王莽篡位，建立短命的“新朝”，也未能更改长安的首都地位。

仅将名字上作了变化，易“长安”为“常安”，称为“西都”，同时仍设洛阳为陪都，称为“东都”。

王莽在始建国四年的诏书中，是这样为首都和陪都作定义的“京畿连体，各有采用”。

然而风水轮流转，千年陪都洛阳，在建武元年迎来了好运，转正为东汉的首都。

这一年冬十月，刘秀与王莽的更始政权公开决裂，在鄗登基称帝，为表正统和刘氏重兴，仍以“汉”为其国号。

刘秀定都洛阳，封为“东都”，同时设长安为陪都，称为“西京”。

刘邦设首都于长安，而立陪都洛阳，刘秀却反其道而行之，设都首都于洛阳，而将长安定为陪都。

看似都城互换，实际不那么简单，这是周武王实施的东进战略，在东汉的继续，更确切点说，这是时局和经济发展的选择。

刘邦选择都长安而陪洛阳，是顺应时势。

当时秦朝的旧势力并未根本上消失，都城设在长安，有利于控制秦朝旧势力，有利于稳定国势，传统的堪舆术上，称这是“压王气，镇龙脉”。

而刘秀选择都洛阳而陪长安，同样正确。

长安乃刘姓汉朝开基肇始之都，不忘旧都即不忘本，这在古代讲究正统的环境下，是相当重要的，可以更广泛的赢得民心。

王莽之新朝之所以失败，跟他不是正统，而是通过政变夺权有莫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关中的物产资源已不能够支撑长安作为首都的消费。

以谷物来说，当时各供长安各政府部门的粮食，主要从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漕运进来。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由于人口膨胀，军用开支加大，加上贵族高消费，长安对谷物的需求量大增，从每年的几十万石，暴增至六百万石。

武帝时，只好开凿长安与黄河之间的渠道，增大漕运能力，加强首都与陪都的联系。

所以，刘邦和刘秀在陪都的选择上都是正确的，与时俱进，符合时宜，玄机不在于风水，而在一个“稳”字——稳定的需要。

不过此时的长安，早已没了昔日的辉煌，四个城门都焚毁于王莽末年或稍后的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