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明中后期，哪怕是土地兼并再严重，哪怕是大部分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按照正常逻辑，土地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也依旧在发挥作用，总会需要大量人来耕种并生产作物。

作物收获后，必然会流入市场，只要是自家吃不完的粮食，总归是要卖出去的，粮食这东西再怎么存放起来也保存不了几年，哪怕是陈粮，也终究要上市贱卖顺便去库存，这样一来失地百姓总归能多些吃的。

只要能吃得起饭，又有多少百姓会选择造反呢？后世总将天灾作为主因，实则不然，乃人欲，亦人祸耳。

从秦汉到唐宋的1500年间，古人们可用的织物，主要是丝和麻。在棉花出现之后，丝和麻的产量锐减。宋元时期，棉花开始逐步取代丝麻，成为人们缝制衣物和被褥的主要原料。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珍稀之物，但到了明清，棉布已经普遍，产量不多的丝绸反倒身价倍增。

中国传统上所说的“布衣”，是指麻布衣，随着棉花的传播，布主要指棉布。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到明朝时，“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中国棉花的种植，很早就已经出现在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自宋以后，关、陕、闽、广等地皆得其利。

明初，天下已定，明廷令天下农人，凡有田地五亩至十亩的农户，必须有半亩栽种桑麻或木棉，十亩以上者倍之。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这是至今流传在松江地区的一首民谣，其中的黄婆婆指的是黄道婆，宋末元初人士。

黄道婆出生于松江府乌泥泾，幼时为童养媳，因不堪虐待流落崖州，居住约40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并有改进，总结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织造技术，后在1295到1297年间返回故乡，教乡人改进纺织工具，制造擀、弹、纺、织等专用机具，织成各种花纹的棉织品。

此后从乌泥泾开始，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传遍松江，紧接着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再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中国的“棉花革命”。当松江早已普遍使用四锭纺机时，欧洲的纺纱工人还只能同时纺两根纱。

之后随着时代发展，松江地区普遍使用加长的木弓和多锭的脚踏纺车，大大提高了弹花和纺纱效率，棉布的织造、染色和平整，分工越来越细。

明末时期，徐光启就发现，松江府“壤地广袤不过百里而遥，农亩所入，非能有加于他郡邑也。所徭共百万之赋，三百年而尚存视息者，全赖此一机一杼而已”。不仅是松江府，苏州、杭州、常州、镇江、嘉兴、湖州也都如此，“皆恃此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

棉花种植所需劳动力相比于丝要少的多，相比于麻在种植方面也没有难度。与丝麻织物相比，棉布的保暖、结实、舒适、美观和性价比也都更胜一筹。明代王祯在《农书》中称赞棉花“比之桑蚕，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功，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又兼代毡毯之用，以补衣褐之费”。

从明清时期开始，逐渐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传统工业区”。江南地区自古是“稻花香里说丰年”，但明清时期“邑中种稻之田不能十一”，“其民独托命于木棉”。江南地区通过桑、棉等作物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种植粮食的收入。

明代徐一夔的《织工对》中，记载了一个小型纺织作坊，“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数人，手提足蹴，皆苍然无神色”，这十几个受雇的织工“衣食于主人”，“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饥寒”。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明代晚期的手工业进程明显加快，“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