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这个疑问，我给车主打了电话，屏幕上显示号码归属地为省城，这倒有些意外，因为车牌照是上在市的。电话响了好一阵才被人接起，对方声音低沉，听着是个中年男子。

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一一回答了，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什么情况？”文心见我还没问到车祸的事情就挂了电话，有些焦急地问。

“那晚开车的司机不是车主，而是车主的朋友，车主是市人，不过在省城工作，省城车牌不好弄，他就在市买的车，出事前一天，他朋友找他借车回市办事，没想到出了车祸。”我回答说。

“所以说他对车祸的具体情况基本上属于一无所知？那他人在哪里？他的车都不要了吗？”文心问。

“他说出车祸当晚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不过他这周都在北京出差，要明天才能回来，他朋友出院时给他打了个电话，他们二人约好明天晚上在市见面，到时候再来办车子的手续。”

车主说他当晚接到警察的电话，刚才那交警说把案子移交给了我们，看来这个电话是神棍打的。

“你没问司机现在在哪里？”文心又问。

“问了，车主说那人出院时给他打过电话，说在市等他，等会车主会把电话号码给我发过来。”说话间，我的手机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我打开信箱，拨通了车主发来的号码。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听到这个结果，文心满脸都是懊恼，我安慰她说“没事，反正他俩约好明天晚上见面，到时候我给车主联系，我们直接去找他们就是了。”

“只能这样了。”文心撇了撇嘴。

“你这个表情总算像是我的同龄人了。”我见她不高兴，故意逗她说。

“嗯，什么意思？”文心面露疑惑。

我笑而不语，往我们停车的地方走去，身后传来文心佯怒的声音“元辰，你欠揍啊！”

出了交警队，我们回到队上，开了封介绍信，直奔川北女子监狱。姚远照片视频里的五个女犯，剩下两人都在这里服刑，她们二人卷宗上的办案民警均写的姚远和疯哥。

有了神棍提前联系靳冬灵的前车之鉴，我们先查询了监狱的会见记录，翻看最近一个月都有些什么人来探视了她们。

结果是，其中一名女犯已有两个月没人探视，另一名女犯的母亲在本月初来看过她，除此外，再无他人。

初见我和文心，两名女犯都有些紧张，不敢坐下，我与文心表明来意，希望她们帮着回想一下被审讯时的情况，并承诺这对她们不会有任何影响，她们的神色才轻松了一些。

每个女犯询问了半小时，过程中，我和文心询问了很多细节，一点一点帮她们回忆，在提问的时候，我们不经意地加入了一些测谎的问题，从二人的反应来看，有百分之九十把握她们未说假话。

与另外三人不同的是，这两人当年被审问时，全程都是由两名民警进行的，询问完，姚远与疯哥分别签字确定，在这之后，姚远让疯哥先行离开，他以还要再核对一下材料为由，与女犯在审讯室里独处了一段时间，他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向女犯提出要求，让女犯为其做那种事。

至于女犯为何甘愿在材料已定的情况下为姚远服务，是受到了姚远的威逼利诱，姚远说他在检察院和法院都有关系，只要她们“听话”，就可以帮她们求情，少判几年，否则的话，就让法官在量刑范围内顶格宣判，这两个女犯都没什么文化，不懂法律，只想着不能得罪“当差的”，就从了姚远。

“前几年，一般都是由主办民警一个人问材料，问完后再找协办民警签字，好多协办民警连材料都不看就把字签了。在这两个案子中，疯哥作为协办，却不嫌麻烦，从头到尾参与了讯问，问完后签了字才离开，还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