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

所以，其人才会改革，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打压相权。

而且，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他还要有武功。

王俣即位之初，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

一方面，多次对辽国提出“归还”义州的申请。

另一方面，又对在曷懒甸扩张的声女直人联盟采取攻势。

尽管这一仗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但王俣并没有气馁。

军队不行就组建“别武班”，武将缺乏就开设“武学”。

高丽国学设“七斋”，前六斋教授儒家经典，第七斋却是武学。

在国家最高学府设置武学，简直是对儒学先圣赤裸裸的侮辱！

自乾统九年1109年，高丽之前一直使用辽国年号七月，曷懒甸之战结束，设置七斋以来，

儒臣们就一直在反对，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

但王俣意志坚定，在此事上始终不肯让步，

不仅坚定武学的办学方针不动摇，

还利用各种一切时机，巩固和深化改革。

原本的儒学六斋定员为七十名，因为生源太多，争夺名额的事情时有发生。

武学一斋名额仅有八个，还经常因为“合格生源不足”，而招不满！

这自然是把控朝野权力的儒臣们搞的鬼，国主王俣自然不能容忍。

征伐义州之战准备时间这么长，国内动员如此深入，

王俣如何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就在四日前，高丽国主发布制令——

欲要对国学学舍进行扩建。

扩建后的儒学六斋定员削减为六十人，而将武学将增加到十七人。

王俣强调

“文武两学，国家教化之根源。”

“早降指挥，欲令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