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箴有一点特质，世宗皇帝看得也是真准，他老实，不折腾，老太傅张俭看得也准，能听人言，就是耳根子有些软......

虽然从登基伊始，建隆八年以来被世宗皇帝整整压制了十六年的臣权又开始慢慢抬头了，但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都算一个实权皇帝，只是权威远无法同头上几尊祖宗那般强大，对朝局朝臣的掌控力相对薄弱罢了。

正统时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对建隆时代的延续，整个帝国自上而下，从国策到体制，都是世宗皇帝那一套。

而这份延续性，说是对世宗皇帝的尊重也好，还是皇帝本身平庸也罢，但至少让大汉帝国的巅峰时段有延长了几年。只不过，作为帝国的掌舵人，缺乏如先帝那般敏锐的洞察力与出色的协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再向以往那般平稳前行，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也不得不说，世宗皇帝对刘维箴的看法是准确的，他也的确不能算是一个折腾的皇帝，终其一生，没有修宫室，筑奇观，节俭不至于，但也没有过于铺张浪费，也拒绝了朝臣提请的地方贡献。

不过，作为帝王，该有的享受一点没少，尤其在女色上，后宫佳丽上百，而物质生活上，仅少府近百年积聚之财货，也足以供应他了。

另一方面，综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深入的、具备政治意图的巡视，只在中期，因洛阳粮困，到东京去住过几年，派遣重臣宰臣，巡抚地方，倒是经常做。

在对皇帝这个职业的态度上，刘维箴也始终是一致的：朕安心坐朝，诸公尽忠治国。紫微城的崇政殿没有再更名，但刘维箴的的确确在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也并没有字面上呈现的那般简单，至少基本的权柄要掌握，天子的威严要保持。而刘维箴坚持的是，国家治理好了，有奖赏，出问题了，那么问责也是必须的。

刘维箴也不是没有底线，比如当大臣们再度向皇城、武德二司伸手的时候，他是坚决维护，六亲不认，谁的话也不听。只因为，世宗皇帝最后时光的教导，这二司是皇帝的底裤，是皇帝掌握朝局最有力的武器，是绝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容失控的。

正统皇帝显然牢记住了祖父的这个教诲，甚至有所发扬，使得皇城、武德二司的存在感，继续世宗晚年之后，再度加强。

也导致，在正统朝，发生了开国以来，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对抗，这种对抗也是长期的，几乎贯穿刘维箴整个统治生涯。

虽然在中期，刘维箴曾迫于公卿大臣们的压力，将石全彬、陈巍等权宦罢免了，但“阉党”势力依旧，影响依旧，大臣斗阉党的热情依旧。

正统时代，也是大汉帝国思想与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时代。在文明之火熊熊燃烧，思想学派百花齐放的背景下，很多学派都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尽头，面临着一种桎梏，包括以求实、包容着称的湘学。

也正是在这种的大环境中，以大思想家、教育家张载为代表的糅合了儒释道及诸多杂学的“理学”，依旧慢慢兴起抬头。当然大汉的理学，是地地道道的护法之学、治国之学、育民之学，本质上还是统治之学。

至于政治上，则开启了一个贵庶轮流“坐庄”的权力格局，这点，历任尚书令的出身便是集中体现，直到双方在不断的冲突与妥协中，逐渐合流。

说到底，不管是贵族集团还是庶族官僚，本质上都是权贵，是大汉帝国的统治阶级，在利益矛盾上的调和空间，可比上下阶级要宽阔得多。

即便从整个大汉帝国的历史维度来看，正统时代，依旧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在延续三代之治（世祖、太宗、世宗，康宗被毫不留情地剔除行列）的辉煌成果之余，帝国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拐点，一个下滑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