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在基本不用担心帝位稳固的同时，帝国的朝局政风也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民生之富足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是安政治民，寇准早已非不可或缺了，相比之下，由寇准引发的不良反应却在不断发酵。

官僚、勋贵，那些在整顿改革中被触犯利益的旧势力，那些在方方面面依旧掌握极大话语权与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不满也逐步累积到一个很深的程度，让皇帝刘文济都不免惮虑。

当然，如果仅是如此，也还不至于动摇寇准的地位，刘文济的心志坚定，也不会因为勋贵及官僚们的反对就轻易罢相，问题还是出在寇准自己身上。

首先是与皇帝政见上的异见，是越来越大，尤其在用人选材上，皇帝对南方士林的倚重几乎让寇准深恶痛绝，屡次阻止刘文济对南方出身官吏的提拔，包括对政法大学堂也是颇多指责。

至于军事上、财税上、法律上，寇准也有更多自己的想法与理念，并一点一点地拿出来，如果仅是如此就罢了，但若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皇帝的意志来推动执行，那问题可就大了

当然了，寇准倒还不至于干出什么明显僭越逾制的事情来，但当他的种种言行作为带给皇帝这样的印象时，那他的相位就注定不长久了。

真正让刘文济下定决定罢相，还得是建隆六年北巡期间，刘文济在幽州筹谋着安东之事，并且做着军事准备的同时，寇准却在洛阳扯后腿，他认为不可轻动刀兵，觉得与安东那边没到那一步，因此就行使尚书令的权威，从洛阳方面阻止着刘文济的军事准备；

同时，当“六次汉伊大战”捷报传至洛阳后，在没有取得刘文济同意的情况下，又直接以政事堂的名义做出回应，遣使道贺。他还是有理由，当时朝廷的注意力都在安东内乱，顾不得安西；

在太原祭天时，刘文济又收到了来自洛阳的一则“趣事”，说是寇准去工部视察，以司务察问一名员外郎，那名员外郎是跪着对话，并且在寇相八面威风下，吓得尿了裤子

总之，关于寇相的“小故事”有很多，横亘在他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深重，寇准是不知悔改的人，其作风也很难轻易改变。

当负面印象在皇帝心目中占了上风，当皇帝的信任度与好感度持续下降时，他的结局也就注定了。庸庸世人常以刘文济之宽厚比之太宗皇帝，然而接触久了才发现，刘文济的宽厚是没办法，因为他“得位不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很多时候，不得不采取一些妥协的态度与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