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另一方面，从太宗时期开始，洛阳就有缺粮的苗头了，每年也都需要从开封协调50100万石各类粮米，以平抑物价，满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点，洛阳在面对开封时，就没办法过于傲慢。同时，来自东京的一些的声音，也通过各种渠道上达天听，希望朝廷能够迁回肇业奠基的旧都，洛阳养不起朝廷，但开封可以。

此番，銮驾入驻开封，甚至被一些荣誉感爆棚的东京士民视为对洛阳的胜利，乃至于，已经有人策动着联合请命，让皇帝常驻东京了......

当然，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可没有再大迁朝廷的念头，实在是不需要，暂时也没必要。同时，这本身就是一项大工程，动辄劳民伤财，刘文济也不是世祖皇帝，对这些决策只消一句话就能成行，他需要顾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还要多。

本次南巡归来，临幸东京，这是在出巡前就计划好的。刘文济做此决定，一方面是看重开封对洛阳巨大且重要的补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东京上下人心。

朝廷内部的大小派别，可谓形形，五花八门，其中在都畿何处也分了两派，并且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西京派自是支持众多、实力雄厚，东京派也同样不遑多让、盘根错节，毕竟，他们才是大汉早期统治帝国的人，对于这些，刘文济也不敢小视，予以一定的安抚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于京都的选择，开封纵有千般好，但就一点缺陷，便足以让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弃。开封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具备作为京城最该具备的「形胜」属性。

而随着承平时光日久，开封城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和平城市、盛世大都，如果从军事上来说，除了驻扎拱卫其安全治安的那些禁军、巡检、差役之外，开封并无军事安全可言。

再者黄、汴流域，时不时便有洪水泛滥，即便在二河整治、堤坝修筑上，朝廷已经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但受时代与技术的限制，只是尽其力罢了，黄患依旧是悬在中原、两河官民头上的一把刀，由于地形地势的关系，开封比洛阳面临的威胁还要大。前者，滑州河决，官民损失重大，在刘文济的计划中，此番也是要亲自去看一看，抚慰民生的。

刘文济的这次南巡，始于建隆二年秋，随着皇权的巩固，政局的稳定，大汉帝国又迎来了一个高度繁荣的黄金发展时期。

许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见，甚至已经拿得出一些数据进行佐证。比如，帝国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项税收，综合折合铜钱已计9150万贯，说不准未来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亿去了。

在这九千多万贯的税入中，金银铜币钱已经超过一半了，各类粮谷绢帛实物依旧是重要税收载体，随着币钱比例的提高，甚至引发了许多保守官僚的担忧，毕竟比起金银铜钱，还是实实在在的谷物绢帛，更能安人心，同时，各地官仓、义仓都需要填补，朝廷行政在实物的调用上需求同样很高。

同时，商税比例也在进一提升，除了占据大头的城镇市税外，江海陆诸口岸关税的税额，已是显着提高。仅五大海关，当年税入便高达八百万贯，当然这是建立在日益繁荣的海外贸易基础上，刘姓封国以及各大贵族在海外几十年拓殖发展成果已经开始真正兑现。

到了建隆时代，大汉国对外贸易，除了高丽、日本这种传统往来贸易伙伴之外，主要就是环绕于帝国周边的刘氏封国了。当然，与天竺、大食地区的贸易依旧在持续，但规模却在日益萎缩，尤其是后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汉文明与ysl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陆上玩命搏杀、海上热情贸易」这种事情的的确确发生着，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

是实实在在的。

另一方面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