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他碰得头破血流。
在端拱三年夏季的时候,随着江南道布政司对娄江学院的“收编”工作完成,皇帝又一纸诏下,着娄江学院掌院王学新,拣精英教授入京,正式开始组建直辖于中枢的吏政学校。
而到了京畿层面,自然不能再向娄江学院那边小打小闹了,逼格、级别都要提上来,同时,也不再是单纯培养“吏”才了,而是一个真正培养官员、奉行精英教育的综合性学校。
为此,刘文济甚至下诏,将国子监都融入到大学堂里,可见其规格之高,不管历届皇帝重不重视,国子监都是大汉帝国的最高学府,也是文臣官僚、天下士林学子的无限向往之地,其地位是神圣的。
因此,当皇帝要对国子监进行“大学化”改革时,在朝野之间引发了巨大争议,可谓甚嚣尘上,各路保守派人马都跳了出来,从坚决反对到保守争议,各种意见的都有,一时间,非议满京华。
皇帝明显不好惹,于是就有人把注意打倒王学新等筹建大学堂事务的官员、教授身上,各种攻讦与指责,向雨点一般打向王老夫子,说他离经叛道,谄幸媚上,昂头挺胸进京师的王老夫子,被搞得声名狼藉,若不是皇帝在背后支持,还时不时地遣人关怀,在巨大舆论旋涡中,他怕是早撂挑子。
反对声音虽大,但平心而论,对帝国中枢决策的影响力,终究是有限的。上有皇帝强力推动,下有勋贵坐视观望,还有那批经由刘文济筛选而出的建隆宰相们,即便心存异议,也没有在此事上向皇帝发起挑战。
而在这些帝国最高决策圈层之外,还有同样一批人选择支持大学堂的建立,并且一个个战斗力同样不俗。嘴仗的作用不在胜利与否,只是避免舆论一边倒,方便浑水摸鱼,最大的价值也在于让掌权者实现最终的目的。
而刘文济的目的,最终自然是实现了,政法大学堂终究在一种非议不断但有条不紊的状态中,落实成立了。在后期的时候,很多人见事不可违,只能捏着鼻子加入,总不能让帝国的最高学府真落入到王学新这样一个“异端”手中,为了维护正统,暂与“邪魅”委屈合作,也是不得已下的忍辱负重。
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王学新,已经不足以掌控大学堂了,即便刘文济给他加了一个礼部侍郎衔,也只能成为诸副校长之一。
至于大学堂的首任校长,规格也提得很高,乃是宰相张士逊,而学堂的博士、教授等诸多师长,也都没一个凡人,三馆学士、京中大儒、地方学豪,纷纷扎堆,更重要的是,是朝廷诸部司衙门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