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判官，在雍熙朝多少也沾点“改革干才”的边。

刘暧自开宝末期起，开始进入中枢，参赞国政，前后近二十年，提拔了不少人，出挑的并不算多，而刘蔚是他十分赏识的人之一。

如今看来，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结论，刘暧是越想越心伤，越想越生气。这还就罢了，还得收拾这蠢材留下的烂摊子

可以想见，在翌日政事堂的例会上，刘暧是怎样一种尴尬的心情。刘蔚弃官逃京之事，是不可能不被提及的，如攻击性向来较强的寇准便含沙射影地向刘暧询问起处置意见，若非张齐贤打圆场，刘暧很可能被搞得下不来台。

当然，就和刘暧此前思量盘算的一般，比起一个小小的刘蔚，帝国中枢的这些高官重臣们，更加在意的，还是此事背后透露出的东西。

刘蔚的逃归，倒也不是全无意义，至少让中枢的掌权者们清晰地知晓一点，那就是朝廷对率宾府的统治，很可能已经是名存实亡。

实事求是地讲，大汉的这些辅臣们，打心里未必有多在意率宾府，毕竟太远了，陆上地形复杂，交通不畅，环境恶劣，海上则远隔重洋，还隔着高丽、日本二国。

即便那里文明成长迅速，在安东权贵及周边商贾的发展下已然十分繁荣，并且成为东北亚地区有数的贸易港，但于大汉帝国而言，还是个偏远边地。

若不是世祖在当年划分封图时留了一笔，导致帝国舆图、朝廷籍册上始终有其记录，只怕几十年也不会有人主动提起那里。就是这样，仍旧属于被忽视的地方，而仅有的关注，也只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安东国，以及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安东王

诚然，率宾府在朝廷内部的地位很低下，或者说几乎没什么地位，也只有安东国那边才当个宝。但即便如此，你安东国也不能抢，暗地里小动作也就罢了，你不能做得明目张胆。

正常情况下，即便仅维持着一个名义上的统治，也尽可睁只眼闭只眼，盖子被捂着的时候，那就不存在问题。而“刘蔚事件”，恰恰把盖子掀开，把矛盾暴露出来了。

不管刘蔚有多无能，举措又有多不当，你安东国把朝廷制命的知府给赶跑了，这就是挑衅、对抗，严重点说你有不臣之心也不为过，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

同时，这些年安东国那边的问题是层出不穷，尤其是辽东道与安东交界地区的官民，更是怨言重重。总得来讲，就是安东国那边太霸道，从官方到民间皆是一致，许多辽东士民都在与安东的交流、贸易中吃了亏。

并且，吃了亏还没出说理，毕竟人家能抬出安东国与安东王，交界州县的官民一般情况下连布政使都请不动，更遑论请朝廷评理。在这种问题上，官僚的妥协性一览无遗，毕竟闹大了，首先没好处的就是他们。

早些年的时候，不管是宋雄、慕容德丰抑或是后来的郑起，都是治边抚民的好手，坚守底线，维护辽东官民的利益，对安东那边不守规矩的行为严厉打击，对那些过分的要求更是严词拒绝，因此矛盾还不明显。

但是近些年，尤其是太宗驾崩后的这两年里，安东那边却是越发不知收敛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又出了率宾府这么一档子事，朝廷这边的当权者们都清楚，必需得拿出点措施来了。

否则，再让安东肆无忌惮下去，中枢的权威，辽东的民心，都将遭受重创，而反噬的恶果，最终极大可能还是落在他们这些当权者身上。

在这件事上，刘暧与宰相们迅速达成共识，然而具体的措施却有异议。李沆建议遣使安东，对安东国进行申饬，同时就安东与诸边经济往来爆发的问题进行协调，甚至可以采取戒严边市、加强管制的办法给安东施压，总之要对安东国进行约束.

李沆的意见，寇准直接表示反对，并且批评其太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