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发觉了其中的问题,感受到了供养那么多城镇居民的压力,通过此法,施恩农民,缓解过去大造铜钱带来的币值问题,同时也有赶人的想法在里边。
对于绝大多数在城镇中讨生活的平民而言,生活成本提高,生计艰难,待不下去,回农村便成了一条出路。
在朝廷的勉力维持下,轰轰烈烈的价格闯关,基本算是成功了,但是时间尚短,具体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
不过,有些问题,已然显露出来了。就眼下看来,赶人的目的并未达成,以东京为例,生活成本的提高给绝大多数士民带来的生计上的难题,但是,因此而逃离京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对于在城市中待久了的人,想要让他们重回乡里,从地里刨食,显然也不那么容易。且不论如何,在城市中,机会更多,赚钱更多,也是不争的事实。
至于物价的提高,也只是生活水平下降罢了,而城市的繁荣,也不是乡野农间能够比拟的,这种差距,也能让许多人忍受城市中的贫苦。
而大汉百姓们的忍耐能力,从来都是惊人的,不只是农民,城市中的那些士民、商贾及手工业者,也是如此。
但是,生活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问题,过去的几个月间,各地城市的治安情况明显下降了,犯罪活动明显增多,就是东京城,也屡发恶性案件,开封府的差役判官们,都陷入了一片忙碌之中。
同时,此前太子刘旸巡视时察觉到的贫民坊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加剧了。开封府尹刘继昌花了些力气整治,但效果十分微弱,并且,随着治安问题频发,他的精力也被转移了。
过去的几个月,开封府受到的弹劾与责难,也增多了,刘继昌一度压力巨大的。所幸,由他倡议并实施的开封府“惠农新政”,终于推行开来。
这与朝廷目前重点关注的“三农”问题十分契合,而由开封府拨款,再加上东京“名流贤达”们踊跃捐资,足足筹集近三百万贯钱,用以给开封府辖下诸县的农民农业进行补助,同时修路、通渠、铺桥、建水库,也暂时分流了一批城市劳力。
有这项功绩打底,朝廷中给刘继昌站台的人也就多了,从太子到政事堂的大佬们,对开封府的表现,都挺满意,再加上刘继昌的身份在那儿,他这个开封府尹的位置,坐的还算稳。
历来,首善之区的主官都不好做,但刘继昌自觉,他这个开封府尹,是历任之中最难做的,遇到的问题也最多。几十年发展积累下的矛盾,似乎都在他的任上,慢慢爆发出来了。
凡事矫枉忌讳过正,但在事实的处置上,往往都是过正的,因为只有过正了,效果才能显著。在朝廷开始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问题,施政重心转移到发展农业生产,缓解城市与农民供应需求矛盾之后,朝廷之中,又不可避免抬头一种声音。
有不少官员,陆续上奏,希望朝廷能打压商业贸易,让朝廷回到“重农抑商”的正道上来。对于这种因噎废食,想开历史倒车的行为,中枢自然是要打压的。
无商不活的道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然得到了充分验证,而商税的大笔进项,也足以坚定朝中权臣们的意志。
重农是根本的,但兴商也是必要的,这也是基本国策。然而,里里外外的杂音,来自各方面不那么良好的情况,也让朝廷纷扰不断。
为此,在七月份,赵王刘昉携平叛功将还朝,进行榆林平叛总结,做完定论之后,太子刘旸便召集群臣,就农与商的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以此统一思想,坚定农商并重的基本国策。
治国就是这样,矛盾不断,问题丛生,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庞大的帝国,问题就更多了,但不论如何,大局还是在掌控中的,帝国的基本统治依旧是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