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多项民族同化政策,在执行不到十年之后,就基本宣布失败了,尤其在榆林地区,更是流于形式,只剩一个空架子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燕山北道的奚族,比如已然安分下来的境内契丹人,驯化很顺利,这还是得益于辽国时期中原文化的成功北侵。
榆林地区,自然有其特殊性,地域的特殊,以及民族的特殊。造成如今糜烂的局面,决策层有责任,执行层也要背大锅,当然,党项人的难驯与排外也是关键因素。
而从榆林地方官僚们那迟钝的表现也可以反应出一些问题,他们对朝廷的那些政策,实则也不是很接受。
大概就是觉得太折腾,按照很多人的想法,对于这些内附胡族,既有先例可循,行羁縻政策,分而治之即可,何必搞出那么多花样,徒惹是非。
上得罪那些酋长首领,下折腾那些部民氓隶,中间官僚们还麻烦难做,实在是不得人心。而作为地方上的当权者,他们要的就是安定,任上不出乱子即可,朝廷强行推行同化政策,也着实给他们增加了不少麻烦,他们是来做官的,不是来坐火炉子的。
当年夏州党项人的动乱,就让榆林道的官僚们彻底警醒了,因为那场动乱被罢官夺职的可是刘承锡,那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出了乱子,都不得幸免,何况其他外臣。
不过,官僚们警醒的,乃是不能再出乱子,至少不能出现带有叛乱性质的动荡,为此,一些当地官员,甚至不惜捂盖子,乃至对党项人做出些妥协。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们不给官府惹麻烦,官府也不找你们麻烦,大家相安无事。
当然,也不是所有官员都这样,也有尽心王事,积极作为的,但不论做法还是手段,都失之僵硬,同样为了减少麻烦,好搞一刀切,强硬、强势以至无理。
还有更为过分的,那就是一些官员、将校,借着朝廷整顿党项部族的机会,从中牟利,肆意奴役、侵犯党项部民,榨取他们的财富。
形形色色,乱象纷呈,在夏绥地区回归朝廷二十年之际,当地的形势,已然十分糜烂,党项人怨声载道,矛盾不断激化,不安的情绪也在不断扩散,就像一堆干柴,只差个火星就能引燃。
这还只是党项人以及胡人的问题,地方的官僚,徙边的汉民豪强,也是矛盾重重,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下,人心混乱思变。
对于地方上的情况,朝廷不是一无所觉,不论是地方的有识之士,还是武德司的奏报,都有示警的意思。
然而,毕竟隔得远,不论是留皇帝,还是政事堂的宰臣,都只当是政策施行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思及乾右时代,朝廷制定的多项政策,闹出的乱子同样不少,大叛乱都有,榆林道所谓的不稳,又能严重到哪里去?
直到去年,随着黑汗使团桉的爆发,鸣沙匪的现形,对于西北治安乱象,才终于引起了朝廷足够的重视,一场针对西北匪盗的治安大作战,收获虽丰,但也只是做到了面的打击,并没有根治。
随着对西北各项调查的展开,那隐藏在开宝盛世幕布下的真实一面,也终于露出冰山一角。
在刘皇帝被朝廷内部事务牵扯,朝臣们也为动荡的政局所吸引,还没来得及对西北推行综合整顿治理政策时,李继迁率先举起了反旗。
毫无疑问,李继迁就是那朵点燃西北乱局的火苗。当然,这颗火苗的影响,在初期并不是那么大,甚至显得脆弱,毕竟,大汉朝廷的威势依旧强大,哪怕满腹怨言,也少有人敢贸然像李继迁那样举旗叛乱,正面对抗朝廷。
但同样的,蠢蠢欲动之势,也不可避免,若没有党项势力的支持,岂能有上千党项部众跟随李继迁举兵。而在李继迁事败外逃,远遁戈壁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当地部落的掩护。
比如野利部,由于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