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会使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代共九族（即指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儿之子、己之一族；外祖父一族、外祖母一族、姨母一族；岳父一族、岳母一族）都要受到株连和惩罚。即使你一人犯罪逃跑了，但你家的这些亲戚却难逃其责。所以，人们宁愿明哲保身，也不愿去惹事生非。

中国古人是很讲义气和傲骨的，有“风萧萧兮水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有“君子不食嗟来之食”，有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的大义凛然和冲天豪气。可是，到了宋朝，特别是到了清朝时期，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外族和外国统治者为了培植奴才和汉奸，以功名利禄为引诱，以冷酷杀戮为手段，诱引和迫使人们抛弃民族大义，去追求个人享乐和保全情命，使得汉奸文化从而得势。于是就出现了张弘范灭宋于崖山，吴三贵引清军入山海关，洪承畴率清军平定中原，在抗战的国难当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帮助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时侵华日军还不到200万，而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拿我们前面举出的列子说，要不是有那么多皇协军和汉奸的配合，100个日本鬼子如何能管得了有几十万人的县城。而那么多的皇协军和汉奸，确是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所以说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

奴性不光是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但是，纵观世界上也有一些长期被外国人侵占的国家，却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叛徒、内奸和伪军。而且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仅在抗战期间就有国军将领顾祝同、朱绍良、熊式辉、李明扬，政客中的陈公博、周佛海、陈立夫、陈布雷、高宗武，文人中的胡适、陶希圣、梅思平、张君劢、罗君强等，他们都是当时精神意志上跪倒的典型。这也许会让许多的国人感到羞愧和不解。

导致那么多人投敌叛国，分析起来，原因确实非常地复杂，除过有国家观念淡薄、对抗战胜利悲观失望、国家长期不统一、政治力量派别林立、国民政府内部政见分歧，争权夺利（如汪精卫长期与蒋介石争夺最高领袖地位而不得）等诸多外部因素之外，还有许多个人因素，如贪生怕死、贪图富贵和缺少民族气节等。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自宋朝灭亡之后，中华精英文化遭致灭顶之灾，而元朝和清朝的统治，导致汉奸文化大行其道。最为典型的是洪承畴帮忙满清以汉制汉，溥仪在东北帮日本人建立满州国，汪精卫帮助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使现在，有些人为了一点个人私利和得失，就要背叛祖国，成为变节分子和汉奸。如澳洲华裔教员吴维公开辱华，烧中国护照称做中国人是耻辱。还有那个入加拿大籍的记者平可夫，专门从事诋毁中国和出卖中国情报的勾当。中国能出这么多的叛徒和内奸，足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奴性思想的严重性和可悲之处。这实际是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一种非常不自信的表现和反映。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近来在恒河猴身上做了个实验，把一种叫作奴性基因的“d2”的基因注入在猴子身上，从而使得好斗的猴子变成了听话的奴隶，长时间任劳任怨地执行科学家给它们指派的任务。参与实验的科学家同时指出人类也拥有同样的基因！

实际上奴性人人有之，它并非只是贬义词。比如我们都希望别人顺从自己，都不喜欢别人与自己作对。而且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鼓励着奴性，遏制着血性。老师和家长教育孩子要听话，对不听话的孩子进行打骂和训斥。在单位里，领导也是喜欢唯命是从和曲意逢迎的人，以致“要奴才，不要人才”的现象在许多单位是再平常不过的现实。特别是在军队里，更是长官意识，要有令则行，令行